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中秋，王陽明宴請門人于天泉橋。這天晚上，月白如晝，赴宴之百余人無不興高采烈。大家喝酒至半酣之時，歌聲漸起。繼爾，有人投壺聚算，有人擊鼓為樂，有人泛舟賞景。王陽明看大家如此盡興，亦退而作《月夜》二首，其中有“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王陽明對曾點狂者氣象的贊同和肯定，于此顯見。

第二天，弟子諸生前來拜謝。王陽明對他們說，學習“狂者”之論，可使人從富貴聲利中解脫出來，獲得豁達開朗的心境。但是，如果只執著此論，不能落實于實踐，極易誤入淡漠人情世故、忽略人倫物理的歧途。如此一來，雖然強于那些庸俗之輩，但終究還是未得大道。所以，大家務必要在實踐中精益求精，萬不可“以一見自足而終止于狂”。

“狂者”一詞源于孔子，其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這是說，如果不能傳道于具有中行之質的人，那么就一定要傳于具有狂、狷之質的人。因為，狂者擁有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狷者堅持有所不為的原則精神。包咸、邢昺、朱熹、王陽明等人均對“狂者”進行過解釋，但只有王陽明明確將其與實踐聯系起來講。

那么，王陽明為什么偏重實踐維度呢?因為，他的一生就是實踐的一生。他15歲仗劍出游居庸三關，悉心了解邊塞風土人情，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21歲取竹格物，親身體會程朱格物窮理之說，以期領會圣學要領;37歲貶謫龍場，輾轉于“蛇虺魍魎，蟲毒瘴癘”的艱難困境，最終徹悟“吾性自足”之理;38歲講學貴陽，倡言知行合一;48歲平定藩叛，又經忠、泰之變，兩年后方揭“致良知”之教。

在這諸多的經歷中，龍場悟道可謂是最為關鍵的轉折點。因為，自此以后，他逐漸步入圣人之道，開始創立自己的理論學說。王陽明因直言上疏被貶貴州，幾經艱險才到達龍場驛。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他事事親力親為：伐樹修屋，盡心照顧生病隨從，專做石棺以參看生死，設想圣人心境，最終得以悟道。王陽明后來也說：“往年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可見，龍場挫折實踐的巨大效果，王陽明是深有體會的。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在與友人及弟子論學的過程中，王陽明非常強調實踐之功。明武宗正德五年年末，王陽明與黃綰等人于京師切磋論學。王陽明指出，如果想要成為圣人，就必須要廓清心體上的斑駁塵垢。那么，如何廓清呢?王陽明認為，就是要在道德踐履的過程中破除自己的私意氣習。王陽明指出，這個過程是極其艱難的，但仍應該像古人那般“至萬死而樂為”。如果好易惡難，惰于實踐，那么極易走入禪、釋之路。

明武宗正德九年五月，王陽明任職南京。在講學的過程中，他聽說滁州從學之士有放言高論者，內心悔意頗多。他說自己本想從更為高明的路徑引導學者，但很多人走偏了，嚴重忽視了踐履的重要性。因此，他不得不強調“存天理，去人欲”，教學者多做反省、審查、克治的實踐功夫。還有人喜歡談論仙佛，王陽明便以自己學習的經歷開導勸解，鼓勵他們篤志圣學。

此后，巡撫南贛、擒獲叛藩、受人誣陷，王陽明屢立戰功，亦遭遇頗多挫折。但正是在這樣一系列的挫折實踐中，王陽明發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慨嘆，得出“‘致良知’三字乃圣門正法眼藏”的結論，由是創立心學學說，成為挽救程朱理學流弊的關鍵人物。正是因為陽明學說來源于實踐，更能指導實踐，所以黃宗羲說：“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認為陽明良知說有“震霆啟寐，列耀破迷”之功。

因為功勛卓著，王陽明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得封新建伯;因為致良知學說，王陽明廣為學人知曉。但是，時人對他的謗議之聲亦日盛。明世宗嘉靖二年，鄒守益等諸弟子近侍身旁，概說時人或因其官位、學說、講學而謗議，王陽明聽后說，不管別人怎么議論，他仍舊要按照良知的指示行動。王陽明指出，在南京以前，他還有點舍己從人的“鄉愿”情結;但平定叛藩之后，在良知學說的指引之下，他才達到“狂者”境界。

那么，王陽明心中的“狂者”是什么樣的呢?照他的講法，狂者志存高遠，以古圣先賢為自己的學習目標，從不被世俗的紛擾塵囂所累，猶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遠遠超出了普通人的境界。那么，狂者相比圣人如何呢?王陽明以為，狂者“一克念即圣人矣”。即是說，需要再加以克念之功，狂者才能達到圣人的境界。如果不做這實踐的功夫，那么就容易“闊略事情”。

之后，在給黃宗賢、尚謙等人的書信中，王陽明都強調要“孜孜不怠”“用力懇切”。在嘉靖三年中秋宴會之后，王陽明即明確指出，“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重點強調實踐的重要性。照王陽明“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確精察處即是知”的知行合一觀，狂者到圣人之間的克念功夫既是思維省察克治之實功，亦是人倫物理應接之方法。

王陽明的高足錢德洪說：“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于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于圣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后，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關于王陽明求學和為教的階段，學界亦有不同于錢德洪的說法。但不論是三變還是四變，實踐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王陽明，有明一代氣節、功業、文章第一人，中國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皆備的“三不朽”之人。是時代機遇造就了他，更是他那樂于實踐、敢于實踐、善于實踐的品格和行動成就了他。錢穆先生說：“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煉，是其著精神處。講王學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陽明一生的事業。”誠然，如果忽略了實踐維度，我們對王陽明的理解必然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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