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云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案諸陳隊，并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于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于旅也語”，“回也屢空”心，“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我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并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固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
《后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太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寐。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跡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跡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鄧？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后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馀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于扈，犧雙解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道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道，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于扈，’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角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
關鍵詞：顏氏家訓,書證篇
姜太公的《六韜》里，說到天陳、地陳、人陳、云鳥之陳。《論語·衛靈公》里說；“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桓公五年》里有“為魚麗之陳”的話。一般的流傳俗本大多數是將以上幾個“陳”字，寫作“β”偏旁加上“車乘”的“車”即“陣”字。據考查，表示各種軍隊陳列隊伍的“陳”，都寫作“陳、鄭”的“陳”字。所以叫行陳，是取義於陳列，將“陳”寫作“陣”，這在六書中屬於假借法。《倉頡篇》、《爾雅》和近代的字書，“陳”都沒有寫成別的字。
“也”字是用在語句末尾做語氣詞或在句中做助詞，文章典籍常用這個字。北方的經書傳本中大都省略“也”字，而其中有的“也”字是不能省略的，比如像“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以及《毛詩傳》說：“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諸如此類的句子，倘若省略了“也”字，就成了廢文缺文了。《詩·鄭風·子衿》有“青青子衿”之句，《毛詩傳》解釋說：“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據考證：在古代，斜的領子下面連著衣襟，所以將領子稱作“衿”。孫炎、郭璞注解《爾雅》、曹大家班昭注解《列女傳》，都說：“衿，交領也。”鄴下的《詩經》傳本，就沒有“也”字，許多儒生因而錯誤地認為“青衿，育領，是指衣服的兩個部分的名稱，都用‘青’字來形容。”這樣理解“青青”兩個字，實際上是大錯特錯。還有一些平庸的學子，聽說《詩經》傳注中常要補上“也”字，就隨意添補，常常補充的不是地方，實在是可笑。
《后漢書·酷吏傳》記載：“酷吏樊曄為天水郡太守，涼州人給他編了首歌說：‘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江南的《后漢書》底本和副本，都將“穴”字誤寫成“六”字，有些學者沿襲了這個錯誤，而不覺察。其實，虎豹住在洞穴中，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所以班超說：“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怎么會去計量乳虎是六個還是七個呢？
有位客人責難我說：“現在經典中對文字的解釋，你認為有很多錯誤，而《說文解字》對文字的解釋，你認為都是正確的，這樣的話，那么許慎比孔子高明嗎？”我拍拿大笑，回答說：“現在的經典都是孔子的手跡嗎？”客人反問道；“現在的《說文解字》都是許慎的手跡嗎？”我回答說；“許慎根據六書來分析字形解釋字義，將文字控部首分類，使文字的形、音、義準確無誤，即使錯了的，也能準確發現錯在何處。孔子校訂經書，只保存經文的大義宗旨，而不推究文字。以前的學者尚且還用改變字形的辦法來附會文意，至於流傳抄寫過程中的錯誤就更多了。除非像《左傳》中認為武字是由‘止’‘戈’組成，‘正’字反過來就是‘乏’，‘蠱’字是由‘皿’‘蟲’組成，‘亥’字是由‘二’和‘六’組成，像這樣對文字的分析解釋，后人已無法隨意改變，又怎么敢用《說文解字》去考訂這種說法的是非呢？同時，我也不認為《說文解字》是完全正確的，書中引用的典籍原文，如果與現在通行的典籍有出入，我也不敢盲從。例如：司馬相如的《封禪書》說：‘導一莖六穗於皰，犧雙角共抵之獸。’這句話中的‘導’是選擇的意思，光武帝下詔書說：‘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其中的‘導’字也是選擇的意思。而《說文解字》卻解釋說：‘是禾名’。并且引用了《封禪書》作為例證；也許有一種谷物名叫‘道，但并不是司馬相如《封禪書》中的‘導’字。如果按照許慎的理解，‘禾一莖六穗於皰’難道還成為一句話嗎？即使司馬相如天生愚蠢，生硬地寫出這句話，那么下句就不應該是‘犧雙角共抵之獸’，而應該是‘麟雙角共抵之獸’，以此求得上下名詞義、詞性的對應。我曾經笑話許慎是個純粹的書生不了解文章的體裁，像這一類的引證，就不足以遵從信服。我大致信服《說文解字》對文字的解說。書中將文字按部首排列，分析字的形體，探求字的本義，鄭玄注釋經書，常常引證《說文解字》作為論據；如果不相信許慎的學說，就稀里糊涂，不知道一點一劃有什么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