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家

張養浩從政期間的詩文并不多，而歸隱田園則使他成為一個著名散曲家。歷經宦海風波，感受到了上層統治 集團的黑暗，其體會自然真切感人：“才上馬齊聲兒唱道，只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禍來也何處躲？天怨也怎生饒？把舊來時威風不見了”（《朱履曲·警世》）。當其歸隱之初，如鳥兒返林、魚兒縱淵，心情十分愉快：“離省堂，到家鄉，正荷花爛開云錦香。游玩秋光，朋友相將，日日大筵張。匯波摟醉墨淋浪，歷下亭金縷悠揚，大明湖播畫舫，華不注倒壺觴，這幾場忙殺柘枝娘！”（《寨兒令·辭參議還家連次鄉會十余日，故賦此》）。他給自己隱居的別墅起了一個雅號，叫云莊，云莊內修建了一座綽然亭（也叫翠陰亭），亭后蓋了一座遂閑堂。“綽然一亭塵世表，不許俗人到。四面桑麻，一帶云山妙。”（《雁兒落兼清江引》）“綽然亭后遂閑堂，更比仙家日月長，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風，特地涼。客來到，尊酒淋浪。花與竹，無俗氣；水和山，有異香”（《水仙子·詠遂閑堂》）。這一時期的散曲大多抒寫個人心境與所見所聞，而吟詠故鄉的山光水色之作，工麗清新，取得較高藝術成就。“自隱居，謝塵俗，云共煙，也歡虞。萬山青繞一茆廬，恰便似畫圖中間里。著老夫對著無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胡十八》）。故鄉的湖光山色，優美的自然景致，使張養浩尋求到一個與污濁官場完全不同的美好世界。云莊迤南，便是景色秀麗的大明湖、趵突泉；迤東，是孤高桀立的華不注；迤西，是塊然如壘的標山。在家鄉，他時而在明湖游賞，箕居船頭，放聲高歌；時而登上華不注，領略“蒼山萬頃”的山野風光；時而登臨匯波樓，吟誦“鳥飛云錦千層外，人在丹青畫幅中”（《登匯波樓》）動人的詩句；時而漫步趵突泉畔，欣賞珠滾絮飛的泉流……足跡所至，詩、曲亦隨之。在這些描寫湖光山色的作品中，時時流露出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在似乎消沉的、吟誦隱逸閑適情趣的詩曲中，也常常寄寓著壯志難酬的憤慨，讓人在字里行間感到一股抑郁難申的不平之氣。其作品《水仙子·詠江南》入選滬教版八年級第二學期語文課本

作品格調

《太和正音譜》評張養浩的散曲如“玉樹臨風”，指出他的作品格調高遠。他的作品文字顯白流暢，感情真樸醇厚，無論抒情或是寫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較少雕鏤。《潼關懷古》小令，以及一些寫退隱生活的作品，可以代表他的藝術風格。然而他的寫景的散曲中，也有一些工麗清逸的作品，如“一江煙水照晴嵐，兩岸人家接畫檐，芰荷叢一段秋光淡”（〔水仙子〕《詠江南》），“鶴立花邊玉，鶯啼樹杪弦”（〔慶東原〕）等句，表明他的作品在總的藝術格調中還有所變化，散曲色調比較豐富。

一心為民

張養浩棲隱云莊，不求顯達，優游于山水之間，斂跡于權貴之門，自以為遠離世俗塵囂，不與朝廷政事，然 元朝廷對這位“博學碩德，聲名顯赫”（艾俊《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引》）的儒臣，卻時時想加以利用，八年之間，凡六下詔書，他均高臥不起。而當天歷二年（1329年）朝廷以“關中大旱，饑民相食”，召其為陜西行臺中丞前往賑災時，他卻不顧高齡體弱，隨即“散其家之所有”登車就道，星夜奔赴任所。“無多慚，此心非為官。”（《西番經》）使他赴召的不是官爵，而是災情嚴重激發起他為民承重的精神。赴官途中經洛陽、澠池、潼關，直達長安。一路行來，目睹災民慘狀，感歷代興廢，寫了數首懷古曲，意緒蒼涼，流露出對本朝前景暗淡的哀嘆，和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散曲小令《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無所不用其至”（危素《張文忠公年譜序》）。四月之內未嘗家居，不遑寢處，終因勞瘁而卒。消息傳開，“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史》本傳）。在封建時代，像張養浩這樣為民盡瘁的官兒實在并不多見！元朝廷對其旌表，不過是旌忠勵節，激勵臣下為其效忠，而人民都以自己的眼光來區分善惡，表明自己的愛憎。張養浩所維護的那個制度雖已成為歷史陳跡，而其為民盡瘁的精神，及其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卻可與濟南山川同在，永遠為人們所懷念。

張養浩著有散曲集《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詩文集《歸田類稿》。

張養浩，字希孟，號云莊，濟南（今屬山東）人，唐朝名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的第23代孫。元代散曲家。少年知名，19歲被薦為東平學正，歷官堂邑縣尹、監察御史、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等官職。在任監察御史時，因批評時政而為權貴所忌，被免官。后復官至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后因其父年邁，無人照顧，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辭官家居，此后屢召不赴。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關中大旱，特拜陜西行臺中丞，辦理賑災，見饑民困苦萬分，難以周濟，竟為之痛哭，遂“散其家之所有”“登車就道”（《元史》本傳），不久便積勞成疾病卒。他的散曲多寫棄官后的田園隱逸生活。有《三事 忠告》、《歸田類稿》等。散曲集有《云在休居自適小 樂府》。明·朱權《太和正音譜 》謂其曲“如玉樹臨風”。

張養浩居官清正，敢于犯顏直諫。在堂邑縣，他關心民瘼，抑制豪強，賑災濟貧，做了不少 好事。拜監察御史之后，他繩糾貪邪，薦舉廉正，彈劾不避權貴，舉薦不疏仇怨，“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風憲忠告》），蹈厲風發，“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同上）。其門人黃溍說他“力排權奸，幾蹈禍而不悔”（《濱國公張文忠祠堂碑》）。武宗時，曾因議立尚書省事，與權臣意見牴牾，被構罪罷官；英宗時，又因諫在內廷張燈為鰲山事，險遭不測。懷有“致君澤民”理想的張養浩，本想干一番利國濟民的事業，但統治集團中“忠直為國者少，阿容佞詐、惟己之為者多”（《元史》本傳），自己犯顏攖鱗，時有性命之虞，便借故辭官歸隱，“遠是非，絕名利”（《普天樂·辭參議還家》），回到自己的故鄉濟南。享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