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哥帶你一起學習曾國藩智慧》

　　第五講、堅守清廉，曾國藩窮京官的拮據痛苦生活

　　每天記住一條曾國藩家訓箴言(第五天)：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 (做事要有耐心，持之以恒)

　　一、當官也貧窮

　　盡管曾國藩官路坦途，他的財運可一直不太好。全年工資收入相當于兩萬五千元，每個月收入兩千零八十元，全家都要靠這點錢吃飯。

　　偏偏曾國藩還是個官，為了配上他的官職，花銷少不了。

　　曾國藩進京做官前，曾去看望他兩個舅舅。大舅年過花甲，卻還住在山洞，靠賣菜為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二舅好一點，有三幢茅草屋，但全都是搖搖欲墜，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舅給曾國藩送行，送了好幾十里路，非常舍不得自己這個外甥，并對他說，如果有一天曾國藩當上了什么縣令，還希望他能接自己過去做伙夫，改善一下生活。

　　然而，曾國藩當了五年官，收到家中來信，說他的二舅已經去世了，是死于貧病，活活窮死的，而直至他去世，曾國藩都沒有余錢接二舅來京城當個伙夫。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和自己的仆人陳升大吵了一架，為什么呢?陳升嫌曾國藩家太窮，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發工資，怒而卷鋪蓋另攀高枝去了。曾國藩為此還寫了一首詩——《傲奴詩》記錄這事。

　　二、當京官難，當清官更難!

　　曾國藩進京做官以后，不僅沒有想象中的富有，還面臨著艱難的經濟處境，到底是哪幾個方面的開銷使他身陷囹圄呢?

　　1. 交了房租就赤字

　　曾國藩身為京官，不能和平民百姓同處一個屋檐下，他只好租下了一個中等大小的四合院，雖然有18間房，一大家子住進去仍顯得有幾分擁擠。

　　年租金是160兩白銀，他的年俸才125兩，光這一項支出就已經入不敷出了。

　　2. 社交應酬是個大坑

　　在清代，禮很重要，不管是隨份子還是請客吃飯，都少不了花銀子，京官平時比較清閑，有事沒事大家聚在一起吃個飯，飯局正是建立人際關系網絡的好機會，也是為自己在官場的發展打基礎，所以免不了。

　　3. 官服還得靠租

　　曾國藩是個很節儉的人，據傳，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色的緞子馬褂，只有在上朝和正月初一的時候才穿，穿好了趕緊疊起來放進箱子里，過了三十年還是一樣新。

　　很遺憾，這只是個傳說，曾國藩雖然節儉，但在穿上并沒有省錢，他來京城第一年，就花了相當于現代的10萬元來買衣服，因為這也是朝廷的要求，京官的官服不僅質地要好，朝珠和帽子上還要帶寶石，買官服雖然是公務支出，但國家不給報銷，因此，在京官中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買不起官服。

　　買不起怎么辦?租!京城街邊都是租官服的店鋪。

　　電視劇里，我們看皇帝喜歡哪個人，就會說：賞穿黃馬褂，賞戴二眼花翎!觀眾聽了，都以為皇帝這一聲下去，太監就去找衣服找花翎直接賜給受賞人了，實際上壓根沒這好事。

　　皇帝賞賜的只是一個穿黃馬褂、戴二眼花翎的資格，你有了這資格，還得自己花錢添置，二眼花翎要賣100多兩，也是不給報銷的，所以說清代皇帝很雞賊。

　　4. 車馬費也不給報銷

　　在清代，即便是宰相也報銷不了交通費，但卻有規定，什么級別的官得坐什么級別的車，高級的官可以坐八抬大轎，一年得花800兩白銀。

　　為什么這么貴呢?因為你要雇傭16個轎夫，皇帝在圓明園上班，抬過去也得十幾里路，來回就得雇兩班，換下來的那班轎夫呢，還不能讓他們跟在身后走，得另外準備一輛大車，雇一個車夫再買兩匹駿馬拉車，轎夫就坐在里面休息。

　　那曾國藩為什么不走路呢?當時的北京氣候不好，一刮風就到處飛沙走石，一下雨就遍地泥濘，曾國藩只好花錢租車，一年也得花個幾十兩。

　　5. 家中還有好幾口

　　除開以上四點花銷，曾國藩還得養活一家老小，買米買面買油買菜，都是錢。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共計花了620兩白銀，全年就125兩收入，赤字495兩，相當于在北京做官一年就賠了將近十萬人民幣。

　　但這種程度的赤字在京官中，純屬常態，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別人是什么情況。

　　三、進京做官財政壓力真的大

　　曾國藩入不敷出如此嚴重，其他京官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家里有錢的，在做京官前，都會向家里要一大筆銀子，也就應付過去了。

　　可曾國藩真不是什么富二代，他進京前，竟然也從家里帶了1500兩白銀，這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全是他用拜客的方式，自籌來的。

　　曾國藩中了進士以后，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走遍湖南全省三千里路，拜了將近兩千戶人家，除了親朋好友，所有的知府知縣，甚至所有姓曾的人家，他都跑了一遍，跑去干嘛呢?要錢。

　　之前說了在清代，禮儀是很重要的，曾國藩就是去要賀禮的。總算是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籌到了1500兩白銀，可惜在京城花銷真的大，到第三年就已經開始欠外債了。

　　曾國藩為了做圣人，不惜寫家書立誓拒絕一切灰色收入，沒錢就借。借款逐年累積，總共欠了1000多兩，直到他做了兩江總督，才算還清。

　　在曾國藩的日記里，多次提到他為錢所苦，連做夢都夢見別人發橫財，他很是羨慕嫉妒恨了一番。

　　醒來后，曾國藩頗為苦惱，怎么自己要做圣人，還整天惦念著這些世俗之物?

　　但在我看來，這并不能證明曾國藩有多卑劣，只能證明清代的俸祿制度有多不合理，讓他這樣的廉明清官為生活所苦，卻讓心術不正的貪官有了可趁之機。

　　四、曾國藩的金錢觀

　　一個人內心深處的追求，奠定了他的金錢觀，是唯利是圖?還是追求做圣賢?還是其他?這個內心的調調，決定了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清代的腐敗，官場的復雜，內心又有對家國的抱負，又不想成為貪官，要保持清節，何等不容易。他沒有讓自己單單追求清官文化，又能保持原則，外濁內清，得益于他的每天的日課。每天的自我省察。用記日記的方式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參考。內在生活非常重要，每個人都要過自己心里的關，一旦良心蒙了油，什么惡事都做得出來。保持自己的清心何等重要!不為金錢捆綁，不為利益和權力捆綁，這也許是為官之道，也是一個不陷入物質的人所追求的吧!

　　給曾國藩算算賬：清代督撫的“清”與“濁”

　　收入和支出名目繁多，曾國藩處理原則就是“公私分開”。薪俸和養廉銀用于家庭日常開支和饋贈親友等。規費收入另設小金庫，用于官場應酬、辦公經費等，離任時如有剩余，就捐獻到地方公益事業中，個人不取分毫。在身故之后，留給家人的財產只有多年攢下的養廉銀1-2萬兩，辦理完曾國藩的喪事之后，已經所剩寥寥。甚至后來曾紀鴻家人生病都缺錢醫治，還是左宗棠寄來300兩銀子解了燃眉之急。

　　當京官難，當一個清官更難，不收任何灰色收入讓曾國藩生活得很痛苦，不過雖飽受經濟壓力的折磨，奉公守法的個人修養也給他帶來了好處，那就是履歷上沒有任何污點。不管是皇帝反貪，還是御史們揭發，都找不到曾國藩的頭上。曾國藩為官清廉，在官場上的名聲比較好，能做到十年七遷，升官快得跟坐了火箭一樣，跟他為官清廉也有很大的關系

　　五、清代清督撫類型面面觀

　　晚清督撫可以劃分為3種類型：清廉型、中庸型、貪墨型。

　　與曾國藩類似的“清廉型”督撫包括左宗棠、林則徐等，為了維持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轉，他們收取陋規，但并不把它作為個人發財的機會，公私分明，在道德上具有較高的原則性。

　　另一種是“中庸型”，以李鴻章為代表，做了不少實事，但也用權力尋租，積累下百萬身家。例如在合肥期間，李鴻章及其家人購置大量房產，在洋務運動期間，也有不少干股入賬。

　　更極端的就是“貪墨型”，以乾隆后期的王亶望、和珅為代表，在斂財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個人財富甚至超過了皇帝。

　　同樣作為督撫，清廉與貪墨之間差異主要在于灰色收入的高低和用途。從根本上來說，由于晚清制度的缺失導致權力失去了制約，官員個人的道德因素成了關鍵因素。曾國藩、左宗棠等立誓“不以做官發財”者只是少數，人性有貪婪的一面，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抵御權力帶來的巨大誘惑。

　　談到清官，明代的海瑞是最典型的案例。他時刻以法律的最高限自我約束，眼里容不得一點沙子，對所有的灰色收入和權力尋租深惡痛絕。母親過壽時買了二斤豬肉，竟被坊間傳為奇聞，去世之后所有遺產不過幾十兩白銀。但這樣剛直的性格在官場中時常碰壁，試圖清理兼并土地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道德有時是很蒼白無力的。

　　與海瑞相比，曾國藩算不上真正的“清廉”，他對于陋規和官場應酬并不完全拒絕;在湘軍時期提拔自己的弟弟進入領導層，建立軍功，封官進爵;對于曾國荃的貪婪雖有敲打并未嚴懲，曾氏一族從普通小地主一躍成為湘鄉地區的豪紳。

　　曾國藩可以稱作是“非典型清官”，在骨子里有堅定的原則和信念，但迫于現實和傳統家族觀念的壓力，有一定的變通。在晚清官場中，“內清外濁”可能是最具操作性，也是無奈的一種選擇。

　　在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中有這樣一句話：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督撫作為清代官僚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他們的收支數據折射出的是清代制度設計的不足。這主要是由于組織與制度往往有其內在的惰性，一向追求省心省事的清代皇帝們，對于制度存在的問題早已心如明鏡。如果徹底變革，可能要牽動許多的利益群體，影響范圍和后果都無法準確預估。

　　于是便選擇在原有制度上“打補丁”，比如部分陋規合法化、懲治巨貪、強化道德約束等，但根本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僅憑個人道德約束難以改善整個官場的風氣。隨著“補丁”越來越多，非正式方案登堂入室，而原來的制度退居二線，被湮沒在落滿塵埃的故紙堆中。除了為官清廉，曾國藩還有什么優點為人稱道，助他官路坦途呢?

　　且聽一講——“八交九不交”，曾國藩如何營造自己的朋友圈和人脈圈?

　　作業：每天記住一條曾國藩家訓箴言(第五天)：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 (做事要有耐心，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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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曾國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