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曰：“賢圣之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茍、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對曰：圣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游慢，期便道善，歸政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儒〕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圣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于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奸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于真，實誠亂于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于性，禍重于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奸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論于下。〔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孽矣。
或曰：“圣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谷，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
晉之乘，而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云造“玄”，二經發于臺下，讀于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后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于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之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并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漬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
《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浴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浴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明器者不奸。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茍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
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圣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關鍵詞：論衡,對作篇
有的人問：“賢圣不寫沒有目的性的文章，寫書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這類人，下至荀子、孟子這些人，為教誨訓導后人一定寫有文章留下來，這是為的什么呢？”
回答說：圣人寫經，賢人寫傳記，是為了糾正挽救不良的風俗，驅使老百姓讓他的回復到質樸純厚的風俗上來。考察《六略》上著錄的書達一萬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惡跡的，阻止橫行放縱的。驅使游手好閑的，希望有利于引導人們向善，回歸到正道上來。孔子之所以寫《春秋》，是因為周代的民風敗壞了。所以表彰很細微的善事，貶斥極細小的惡行，整頓亂世，使它返回正道，倫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備，用以矯正奢侈輕薄風俗的制度，規定得極為完備詳盡。河堤決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濫的災害；網破了洞而不織補，就有野獸奔逃出來的危險。所以周代的禮制不敗壞，周代的老百姓就不會浮華輕薄；老百姓不浮華輕薄，孔子就不會著《春秋》。如果楊朱、墨翟的學說沒有搞亂經傳的本義，那么孟子也就不會著書了；如果韓國不弱小，法度沒有廢壞，那么韓非也就不著書了；漢高祖不爭論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張沒有轉變，那么陸賈的《新語》就不會寫出來了；各種事情的記載如果不失實，各種觀點如果不壞亂，那么桓譚的《新論》就沒有寫作的緣起了。所以賢圣們著書，引用事實不憑空編造，言必有據而不胡亂編寫。寫的東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漢代設立了蘭臺官吏，校勘審定其中的書籍，考訂書中的文字。董仲舒寫的天人感應、災異迷信的書，大多講的是災異的出現是政治敗壞造成的，書寫完備以后，就呈獻給漢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誣告這部書。漢武帝把董仲舒交給司法官吏審理，判決書認為董仲舒目無法度。董仲舒被判處死刑，漢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講災變怪異的事情，漢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況我所發的議論并沒有觸犯朝廷的言論，只是對事情是否符合實際道理進行考核，收集史實的說法呢？所以賢人生活在社會上，做官就盡忠宣揚教化，以顯揚朝廷的圣德；不當官就著書評論是非，糾正不良的風氣。世俗如果還不知道回到正道上來，就應該伸張道義指斥作壞事的人；著書的人如果不補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會覺察醒悟過來。
因此《論衡》的寫作，起源于許多書的記載已經失實，虛妄的言辭超過了真美的言辭。所以虛妄的言語不廢除，華而不實的文章就不會被制止；華而不實的文章泛濫，實事求是的文章就不會被采納。所以《論衡》這部書，是用來權衡是非之言，確立判斷真偽標準的，并不是隨意玩弄筆墨修飾文辭，故作奇偉的樣子。寫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間有許多錯誤，所以我用盡心思，以此來譏刺社會上的不良風俗。社會風俗的特性，是喜好奇異怪誕之語，喜歡虛假荒誕的文章。為什么呢？實事求是的言論不能快人心意，華而不實的言辭文章卻能使人驚耳動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談論的人，夸大實事，故作美盛的言辭；寫文著書的人，編造毫無根據的文字，作虛假不實的解釋。聽的人認為確實如此，就不停地談論；賢人認為是真實的事情，就久傳而不斷絕。久傳不絕，那么文字就記載在竹帛之上；談論不止，那么就會誤入賢者之耳。至于有些當老師的人，宣揚的是奸偽的解釋；各級官吏，讀的都是虛妄不實的書。明辨了這些是與非，我痛心憂傷，怎么不加以評論呢？孟子痛惜楊朱、墨子的議論大大壓倒了儒家的議論，援引公平正直的論說，贊揚正確的貶斥錯誤的，世人卻認為他好爭辯。孟子說：“難道我好爭辯嗎？我是不得已啊！”現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虛妄的比真實的更顯眼，實誠的被虛偽的所迷亂，世人不醒悟，是與非分不清，紫色與朱紅混雜在一起，瓦塊和寶玉夾雜在一堆，憑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衛國的陪車侍從超越職責而幫著叫喊趕馬，他的痛惜憂傷發自內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險。論說的人憂慮世俗不良，同衛國的陪車侍從是同一種心情。精神憂愁魂魄苦悶，引動了胸中的靜氣，損傷了年壽，對生命毫無益處。災禍比顏回更重，違背了黃、老的處世哲學，這并不是人們所要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寫了《論衡》這本書。文章淺顯而思想正直，遣辭簡約而感情真實。其中的《政務》篇談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論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論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上一般人都能識別的，與作者本人沒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虛、三增、《論死》、《訂鬼》等篇文章，談的是世俗間長久迷惑的問題，是一般人所不能覺察的。君王遇到世風敗壞，就要在上面改變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評論。如果臣下的議論符合實際的道理，那么君王改變政教時就會采納它了。希望能喚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們知道虛與實的區別。實與虛的區別確定了，浮華虛假的文章就會絕滅；浮華虛假的文章絕滅了，那么純誠的教化就會日漸增長。
有人說：“圣人創作，賢人闡述。以賢人的身分而從事創作，是不對的。《論衡》、《政務》，卻可以說是創作啊。”
回答說：《論衡》、《政務》不是創作，也不是闡述別人的東西，而是發表議論。五經的產生，才可以稱為創作。太史公的書、劉子政的序、班叔皮的傳，可以稱為闡述別人的東西。桓君山的《新論》、鄒伯奇的《檢論》，可以稱為議論。現在來看《論衡》和《政務》，是和桓、鄒二人的議論是同類的，并不是所說的創作。開創性的另作，從前根本沒有的，如倉頡創造文字，奚仲造車這才是創作。《易》說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沒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稱為創作。周文王把八卦畫出來，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稱為推衍，說《論衡》的寫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樣，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據圖象擴展而增生出來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數就多了。現在《論衡》只是針對世俗之書，考訂它們的真偽，辨別它們的虛實，并不是始創另作，在之前毫無依據。儒生對先師的說法追問責難，文書律令之吏對獄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說《論衡》是創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創作嗎？
給皇帝、上司寫奏章、報告，陳述應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當今寫書的人，如同寫奏章、報告一樣，主張發自內心，文章寫成于手中，它們的實質是同樣的。上書稱為“奏”，奏記換一個名稱就叫“書”。建初初年，中原一帶收成很不好，潁川、汝南的老百姓流離失所四處逃荒。圣主心中憂慮，屢次下詔免租。《論衡》的作者，向郡守寫報告，認為應該嚴禁奢侈，以防備困乏。建議不受采用，回來就在奏記草稿上加一個標題，叫做《備乏》。釀酒浪費五谷，容易產生盜賊，嗜酒無度，盜賊就不會斷絕，又向郡守報告，嚴禁老百姓釀酒。回來在報告草稿上加一個標題，叫做《禁酒》。由此說來，寫作書，就是寫奏章、報告一類的文章，說它是創作，那么寫奏章、報告也都該叫創作了。
晉國的史書《乘》，楚國的史書《梼杌》，魯國的史書《春秋》，都是史書，只是記的人和事不同而已。《易》的“乾坤”，《春秋》的“元”，揚雄《太玄》中的“玄”，講的都是氣，只是賦予氣的稱呼不同罷了。由此說來，唐林、谷永的奏章，和《論衡》、《政務》是同一種意旨的東西。漢代的文人多極了，書論的寫作，在漢代特別的多。陽成子張寫《樂經》，揚子云著《太玄經》，兩種經產生于蘭臺之中，誦讀于宮廷之內，奇異杰出驚人耳目，不是闡述而是創作，才智可與圣人相比，而在漢朝并沒有人譏刺他們。何況《論衡》只是細說微論，解釋世俗的疑惑，辯明是與非的道理，讓后輩讀書做官的人，明白對與錯的區別，唯恐這些廢棄散失，就寫在簡牘之上，它和祖述經書的章句之學以及前輩老師與眾不同的議論同屬一類，是極常見的東西。它的議論是為伸張法度，批判剖析庸俗的書傳。偽書泛濫，賢明通達的人，痛恨不已。孔子說：“詩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語，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說。”因此我要發表議論。寶玉和石頭混雜在一起，一般人不能識別；就像楚國的玉尹把寶玉當作石頭，終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罰。對的反而變在成了錯的，虛假的反倒成了真實的，怎么能不發表議論呢？庸俗的傳聞已經錯了，庸俗的書當然又是假的。就如鄒衍說現今中國只是一個州，四海之外有如中國這樣的州有九州。《淮南子》上說共工與顓頊爭當天子，沒有獲勝，生了氣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斷，地繩拉斷。堯時十個太陽一同出來，堯從天上射下九個太陽。魯陽公與人交戰太陽偏西了，便向太陽揮戈，太陽因此而回到中天。社會上的著作，大多如上述這類事例一樣，浮妄虛偽的說法，淹沒和壓倒了正確的事實。思潮噴涌而出，手握筆疾書，怎么能不發議論呢？發議論時對問題用心加以思考，用事實加以證明，浮夸虛假的事情，馬上就會檢驗出來。如太史公書，證實許由沒有歸隱，燕太子丹也沒有使西偏的太陽再回到中天，讀到見到的人，沒有誰不稱贊好的。
《政務》這篇文章是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述應當重視而勉力從事的問題，要讓守、相、令、長做到養護百姓樹立教化，從而頌揚朝廷的恩德。《論衡》中的九虛、三增等篇，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實事求是；《論死》、《訂鬼》兩篇，目的是使社會上儉約辦理喪葬。孔子穿過庭院跨上臺階，是由于被裝進棺材的隨葬品沒有儉省；劉子政上書給皇帝提倡薄葬，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沒有因此而節約；漢光武稱贊古人用草車茅馬隨葬，專做殉葬器物的人卻不仿制。為什么世俗書中不記載這些事呢？是因為相信人死后變鬼的胡言亂語使人們受了蒙蔽。現在我寫了《論死》及《死偽》這兩篇文章，闡明人死無知不能變鬼的道理，希望讀者會因此了解一點薄葬的意義，變得更為節儉。這就是《論衡》這部書有益于社會的證明。這些言論如果有益于社會，即使創作出來又有什么害處呢？倉頡造的文字，社會上用來紀事；仲奚造的車，社會上用來運載；伯余發明的衣服，人們用來防御寒暑；桀發明的用瓦蓋屋，人們用來躲避風雨。不考慮它是有利還是有害，只是譏諷他們的創作，這樣的話倉頡這些人就有錯，《世本》中記載的十五個發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責了。如果是對社會有益的，即使創作了也沒有什么害處。如果沒有益處，雖然無害，又有什么用呢？
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詩的事情，這是君王想以此來了解各地風俗和老百姓的情況。詩創作于民間，難道圣王能夠說“你們是老百姓，為什么也要作詩”，因而囚禁降罪于他們，消滅他們作的詩嗎？現在已經證明情況不是這樣，所以《詩》一直流傳到今天。《論衡》、《政務》，它們如同詩一樣。希望能夠被采集，而說它有什么錯。這就是我寫《論衡》這部書的起因。大凡寫書的錯誤，想必是因為其中言論荒謬而又有誹謗君王的地方吧。《論衡》實事求是，痛斥虛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中的議論，沒有誹謗的言辭。寫作書能做到這樣，就可以免于降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