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先秦孟子及其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一作：斯人)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舜從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說從筑墻的勞作之中被起用，膠鬲從販魚賣鹽中被起用，管夷吾被從獄官手里救出來并受到任用，孫叔敖從海濱隱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從奴隸集市里贖買回來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臨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饑餓之苦，以致肌膚消瘦，使他受貧困之苦，使他的每一行動都不如意，這樣來使他的心靈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堅忍起來，增加他所不具備的能力。

人常常犯錯，然后才能改正；內心憂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奮起；心緒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聲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在內如果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外沒有與之匹敵的鄰國和來自外國的禍患，就常常會有覆滅的危險。

這樣，就知道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足以使人滅亡的道理了。

舜：姚姓，名重華。唐堯時耕于歷山（在今山東濟南東南，一說在今山西永濟東南），“父頑，母囂，弟傲，能和以孝”，堯帝使其人山林川澤，遇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于是傳以天子之位。國名虞，史稱虞舜。事跡見于《尚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等。

發：興起，這里指被任用。

畎（quǎn）畝：田畝，此處意為耕田。畎，田間水渠。

傅說（fù yuè）：殷商時為胥靡（一種刑徒），筑于傅險（又作傅巖，在今山西平陸東）。商王武丁欲興殷，夢得圣人，名曰說，視群臣皆非，使人求于野，得傅說。見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圣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遂以傅險為姓，名為傅說。事跡見于《史記·殷本紀》等。

舉：被選拔。

版筑：筑墻的時候在兩塊夾板中間放土，用杵搗土，使它堅實。筑，搗土用的杵。

膠鬲（gé）：商紂王大臣，與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稱賢人。

魚鹽：此處意為在海邊捕魚曬鹽。《史記》稱燕在渤碣之間，有魚鹽之饒；齊帶山海，多魚鹽。

管夷吾：管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家貧困。輔佐齊國公子糾，公子糾未能即位，公子小白即位，是為齊桓公。齊桓公知其賢，釋其囚，用以為相，尊稱之為仲父。《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士：獄官。

孫叔敖（áo）：蒍姓，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春秋時為楚國令尹（宰相）。本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稱為鄙。

海：海濱。

百里奚（xī）：又作百里傒。本為虞國大夫。晉國滅虞國，百里奚與虞國國君一起被俘至晉國。晉國嫁女于秦，百里奚被當作媵臣陪嫁到秦國。百里奚逃往楚國，行至宛（今河南南陽），為楚國邊界之鄙人所執。秦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于是與之。時百里奚年已七十余，至秦，秦穆公親釋其囚，與語國事三日，大悅。授以國政，號稱“五羖大夫”。史稱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為政，“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事跡見于《史記·秦本紀》。

市：集市。

故：所以。

任：責任，擔子。

是：代詞，這，這些。

也：助詞，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頓一下，后半句將要加以解說。

必：一定。

苦：動詞的使動用法，使……苦惱。

心志：意志。

勞：動詞的使動用法，使……勞累。

餓：動詞的使動用法，使……饑餓。

體膚：肌膚。

空乏：形容詞的使動用法，使……窮困。

拂亂：形容詞的使動用法，使……顛倒錯亂。拂，違背，不順。亂，錯亂。

所為：所行。

所以：用來（通過那樣的途徑來……）。

動：動詞的使動用法，使……驚動。

忍：形容詞的使動用法，使……堅韌。

曾益：增加。曾，通“增”。

能：才干。

恒：常常，總是。

過：過錯，過失。

然后：這樣以后。

困于心：心中有困苦。

衡于慮：思慮堵塞。衡，通“橫”，梗塞，指不順。

作：奮起，指有所作為。

征于色：面色上有征驗，意為面容憔悴。征，征驗，征兆。色，顏面，面色。趙岐《孟子注》：“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發于聲：言語上有抒發，意為言語憤激。趙岐《孟子注》：“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甯戚，春秋時衛國人。家貧，為人挽車。至齊，喂牛于車下，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見之，疾擊其牛角而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

而后喻：然后人們才了解他。喻，知曉，明白。

入：名詞活用作狀語，在國內。

法家：有法度的世臣。

拂（bì）士：輔佐君主的賢士。拂，通“弼”，輔佐。

出：名詞活用作狀語，在國外。

敵國：實力相當、足以抗衡的國家。

外患：來自國外的禍患。

恒：常常。

亡：滅亡。

生于憂患：憂患使人生存發展。

死于安樂：享受安樂使人萎靡死亡。

此文選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一個國家要想立于不敗之地，要奮發圖強，不能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篇短文不但立論高遠，見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論證明晰，邏輯嚴謹，有不容置辯的說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層層深入進行論證，形成壓倒一切的逼人氣勢，在藝術上也很值得稱道。

孟子在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圍繞客觀環境與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關系，闡述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深刻道理。

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經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只有經歷艱難困苦，經風雨，見世面，才能鍛煉意志，增長才干，擔當大任。安逸享樂，在溫室里成長，則不能養成克服困難，擺脫逆境的能力，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遇挫折、逆境則消沉絕望，往往導致滅亡。所以他得出結論：“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文章一開頭并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發跡的例子。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當“大任”之前，都曾飽經憂患，經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這些圣賢才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所以這后面的結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圣賢成功的原因。“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使動句。動心，使心驚動。忍性，《孟子正義》釋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為任性。孟子主張性善，仁義禮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運的挫折，身心的磨難，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增長他們的才干，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最終成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論，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鍛煉他的筋骨，還要讓他經受缺吃少穿、窮困潦倒之苦，這樣，才能使他適應各種艱苦的生活，為將來的建功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這寫的是生于憂患。這是一個并列復句，每個分句前半寫“憂”，后半寫“生”。人在客觀世界中，不能無過，有過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能改，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創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揮。一個“能”是人的愿望、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愿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觀學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內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思慮阻塞不暢。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提高了認識、超越了自我奮發而有所作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然后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斗爭中，找到了“生”的方式與途徑，獲得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取得了“生”的信心與自由，這就是生于憂患的含義。“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說物質上的憂患，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寫的是死予安樂。如果在內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對自己的國家構成威脅的敵國，那么在這種寬松平和的國度里，國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樂(他既不需文韜，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樂的結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這就是“死于安樂”的含義。

憂患可以使人發奮，安樂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順境中滅亡，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這就是生活的哲理。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所提出的體現儒家奮發有為、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

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貧賤憂戚，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人們都希望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孟子卻說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人們不愿貧賤憂戚，張載卻說這是“玉汝于成”，幫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發奮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記》。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著了《國語》；孫子受了臏腳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奮作出的業績。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了撰寫《史記》的偉業。

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自覺經受艱難困苦的磨煉，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興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將排比、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對于同一論題，采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干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不可阻擋的氣勢。《舜發》開頭，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一口氣舉了六個圣賢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組結構相似、意義相關的排比句，這就從數量上予以強調，說明了“生于憂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給讀者以深刻印象；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舜發》幾乎通篇用排比，從語義上說，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容；從語氣上說，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從語形上看，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