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镠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朱翊鈞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因此，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嘉靖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為他賜名，叫朱翊鈞。明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圣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為了其父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后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后都令經筵講官入前親授。沒遇到早朝的時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鈞的寢宮，早早將朱翊鈞叫起。由于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朱翊鈞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后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沖齡踐祚

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后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托之后，掩淚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歷。

萬歷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后俱須發送內閣看詳擬票，杜絕內批留中。雖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但仍可看出他對于幼年皇帝朝夕訓誨的急迫心情，初衷未為不妥。然而當時正值主少國疑之際，“上沖年在疚，拱默受成于兩宮，權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朱翊鈞即位后，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于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后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內閣爭紛

朱翊鈞即位時，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內閣紛爭傾軋，整個朝廷也沒有能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這個社會問題，以后變得更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愿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通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沖，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斗爭勢必不免，斗爭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恰恰觸犯了“自負付托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內猜外忌”[15] 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人事變更的結果，張居正依序升為內閣首輔，責無旁貸地肩擔起培養萬歷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蕩對幼小的萬歷皇帝產成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為人性格執拗，出言偏頗。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于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歷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勵精圖治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后，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朱翊鈞就在平臺（即后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于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朱翊鈞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歷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歷元年（1573）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時，因為朱翊鈞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系。后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萬歷六年（1578）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至萬歷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朱翊鈞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范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歷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萬頃。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萬歷九年（1581），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志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歷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歷十年（1582）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于萬歷元年（1573），至萬歷十年（1582）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范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后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朱翊鈞親政后，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后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后，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歷怠政

萬歷十四年（1586）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后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后，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由于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歷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并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并特地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歷十七年（1589），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至于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括民財。

萬歷二十五年（1597），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評朱翊鈞荒于政事，親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于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歷四十年（1612），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于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歷四十五年（1617）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歷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歷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與世長辭

就在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后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后，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

萬歷四十七年（1619）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余萬兩，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歷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鈞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謚號神宗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