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創(chuàng)“瘦金體”書法

宋徽宗趙佶不僅擅長繪畫，而且在書法上也有較高的造詣。趙佶書法在學薛曜、褚遂良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獨樹一幟的“瘦金體”，瘦挺爽利，側(cè)鋒如蘭竹，與其所畫工筆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書的意思是美其書為金，取富貴義，也以挺勁自詡。

趙佶傳世的書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種書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筆勢挺勁飄逸，富有鮮明個性。其中筆法犀利、鐵畫銀鉤、飄逸勁特的《秾芳依翠萼詩帖》為大字楷書，是宋徽宗瘦金書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書法存在著柔媚輕浮的缺點，這也許是時代和他本人的藝術(shù)修養(yǎng)所致，但他首創(chuàng)的瘦金體的獨特的藝術(shù)個性，為后人競相仿效。既以開創(chuàng)了一大流派的書體。

詩書畫印四結(jié)合

趙佶于花鳥畫尤為注意。《宣和畫譜》記錄了他收藏的花鳥畫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見其偏愛之深。《畫繼》記載趙佶曾寫《筠莊縱鶴圖》。 “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擎露舞風之態(tài)，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并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縑素之上，各極其妙。”這種贊譽趙佶花鳥畫精致、生動傳神的文字記載俯拾皆是。流傳至今題為趙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鳥畫作，則證實了這種記載的真實性。趙佶的花鳥畫，以極其嚴謹?shù)膭?chuàng)作態(tài)度，既從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對象的生長規(guī)律，且以特有的筆調(diào)活靈活現(xiàn)地傳達出對象的精神特質(zhì)，達到了高度成熟的藝術(shù)化境。

中國傳統(tǒng)花鳥畫向分徐（熙）、黃（筌）兩派，兩派各有長短。黃派長于用色而短于用筆，徐派長于用筆而短于用色。以技術(shù)的標準論，徐不及黃的精工艷麗；憑藝術(shù)的標準言，黃不及徐的氣韻瀟灑。用筆和設(shè)色作為中國傳統(tǒng)花鳥畫技法中兩大極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極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黃派畫風一統(tǒng)畫院，經(jīng)過一百年的輾轉(zhuǎn)摹擬而顯得毫無生氣之時，崔白、易元吉奮起改革復(fù)興徐熙畫法，黃派暫居下風，但并未退出花鳥畫壇，因而使花鳥畫得以蓬勃發(fā)展。至北宋晚期，徐、黃兩派實際上處于并行發(fā)展的勢態(tài)。憑趙佶深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他對徐、黃兩派的技法特點的認識是清醒的。因此，趙佶的花鳥畫是學習吳元瑜而上繼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長。當然他也并非只學一家，而是“妙體眾形，兼?zhèn)淞ā钡摹Ｈ缥墨I記載那樣，時而承繼徐熙落墨寫生的遺法，時而“專徐熙黃荃父子之美”。顯然，就創(chuàng)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學吳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統(tǒng)的用筆，又喜黃荃、黃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兩者達到渾化一體的境界。徐熙野逸，黃家富貴。徐、黃兩派又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趙佶作為當朝皇帝，又是極力享受榮華富貴、縱情奢侈的人，對于精工富麗的黃派風格，有他根深蒂固的愛好。同時，他又處在文人畫蔚然興起之后，必定受到時代風氣的熏染。他的周圍又聚集著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貴官宗室如王詵、趙令穰等，又與文人畫的倡導(dǎo)者之一米芾關(guān)系頗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裝巧趣”的美學觀，趙佶自然深受影響。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藝術(shù)修養(yǎng)更使其審美情趣中透射出濃郁的文人氣質(zhì)。因此，趙佶既崇尚黃派的富貴，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審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黃兩家的。

歷來關(guān)于趙佶的藝術(shù)成就，論者都以他的花鳥畫為最高。趙佶藝術(shù)的獨創(chuàng)性和對后代的影響力，也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花鳥畫中。這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獨特性。經(jīng)營位置為畫家的總要，所以畫面布置因題材內(nèi)容繁簡不同也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這是人人皆能學習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這需要作者獨出心裁，巧妙安排。趙佶花鳥畫的構(gòu)圖，時有匠心獨運之作。如《鸜鵒圖》軸，畫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寫鸜鵒兩只，奮翅相爭糾結(jié)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處于優(yōu)勢，用利爪抓住對方的胸腹，張嘴怒視；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奮勇掙扎，進行反擊，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僅飄動著幾根羽毛，令人想到這兩只酣戰(zhàn)的鸜鵒，是從高處一直斗下來，并顯得空間的廣闊，畫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棲另一鸜鵒，作噪鳴狀，撲翼俯看下面兩只正在爭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還是勸架，又似乎想飛下來參加決斗。焦急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鸜鵒的心理感情，也刻畫得細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鋒銳的松針，與糾結(jié)在一團的濃墨的鸜鵒相對比，更增強了畫面的動感。雖然畫中所擷取的都是自然寫實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獨特，從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時空意象的無限理想化的藝術(shù)世界。這是徽宗時期花鳥畫的特有風格，并由此開啟了南宋劉、李、馬、夏在山水畫構(gòu)圖方面的改革先聲。

第二，寫實技法的獨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國美術(shù)史的外國專家曾把趙佶花鳥畫的寫實技巧稱為“魔術(shù)般的寫實主義”，因為它給人以“魔術(shù)般的誘惑力”（勞倫斯·西克曼：《中國的藝術(shù)和中國的建筑》）。北宋的繪畫理論中以氣韻為高的說法已不少見，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并舉。“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zhì)勝于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益州名畫錄》） 。形似以物趣勝，神似以天趣勝，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達到神似。所謂寫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確的形體，還必須富有活潑的精神。趙佶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達到神似的。傳說趙佶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正是為了由形似達到神似所作的技術(shù)性嘗試。如《御鷹圖》， 論其藝術(shù)描繪，雙勾謹細，毛羽灑然，形體生動而自然。尤其是鷹眼的神姿，英氣勃發(fā)，顯示著一種威猛之氣。而藝術(shù)的格調(diào)，卻是清新文雅，絕去粗獷率野的情味。盡管雙勾是歷來的表現(xiàn)形式，而這種新穎的畫風，是形神兼?zhèn)涞母呙顚懮褟臉銓嵳嬲\之趣，變而為精微靈動，與崔白、吳元瑜等顯示了一定的距離了。又如《金英秋禽圖》中的一雙喜鵲，筆畫細致，描繪對象無微不至。以俊放的筆來表達細致的寫生，真可謂神妙之至。花的嫵媚，葉的飄逸，枝的挺勁，草的綽約，石的玲瓏，以及鳥獸的飛鳴跳躍，草蟲的飛翔蠕動，無一不賴其魔術(shù)般的寫實技巧款款傳出，而了無遺憾。正如張丑題趙佶的《梅花鸜鵒圖》詩：“梅花鸜鵒宣和筆，十指春風成色絲；五百奇蹤懸掛處，暗香疏羽共紛披。”所謂“奇蹤”和“色絲”都是形容絕妙之意。這種寫生傳統(tǒng)是中國畫最可寶貴的傳統(tǒng)。其實，蘇軾論證繪畫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義，不是不要形似而單講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chǔ)上抒寫出對象的內(nèi)在精神。譬如他在《書黃荃畫雀》中寫道：“黃荃畫飛雀，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wù)學而好問也。”在這里，蘇軾特別強調(diào)細致入微地觀察生活，研究對象，這與趙佶之鉆研“孔雀升高，必舉左”，態(tài)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詩、書、畫、印結(jié)合的獨特性。趙佶的繪畫尤其是花鳥畫作品上，經(jīng)常有御制詩題、款識、簽押、印章。詩題一般題在屬于精工富麗一路的畫作上，如《芙蓉錦雞圖》軸，左下角秋菊一叢，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鳥錦雞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戲飛的雙蝶，順著錦雞的目光，導(dǎo)向右邊空白處的詩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鬼管。”全圖開合有序，詩發(fā)畫未盡之意，畫因詩更顯圓滿。這首詩題，實際上已巧妙地成了畫面構(gòu)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見出趙佶對詩畫合一的大膽嘗試和顯著成就。畫上的題字和簽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體”，秀勁的字體和工麗的畫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簽名，喜作花押，據(jù)說是“天下一人”的略筆，也有認為是“天水”之意。蓋章多用葫蘆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書畫的款識上，始于宋代蘇軾、米芾、趙佶、趙子團等人。元明以后，詩、書、畫、印相結(jié)合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tǒng)特征，但在北宋，卻還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趙佶是善開風氣之先的。

顯而易見，趙佶的花鳥畫是當?shù)闷鸷笕说谋都淤澝赖模牵c這些譽美之詞相悖的，是對他的花鳥畫的懷疑甚至否定。元代湯垕在《畫鑒》中說：“《宣和睿覽集》累至數(shù)百及千余冊，度其萬機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題印之耳。”意思是說，因為趙佶花鳥畫數(shù)量眾多，作為皇帝他是沒那么多時間作畫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測。明代董其昌進一步認為“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書小璽，真贗相錯，十不一真”（《書畫記》） 。這種妄意的推斷，缺少依據(jù)，從畫史研究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據(jù)劉益、富燮兩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間“供御畫”，推測趙佶所有的作品，都是這兩人的代筆。趙佶的畫跡真贗相雜，這是事實，但因此而否定其繪畫創(chuàng)作，這是極不科學的研究態(tài)度。據(jù)史料記載，徽宗趙佶經(jīng)常舉行書畫賞賜活動，這些賞賜給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畫院畫家的手筆，這本來就是十分自然，無可厚非的。作為皇帝畫家趙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從事創(chuàng)作，來供給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圖畫院原屬宮廷服役機構(gòu)，畫院畫家有義務(wù)畫這些應(yīng)制的作品，所謂“供御畫”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題印，只是表示他對官僚臣下的恩賜之意罷了。在歷代畫家中，因應(yīng)酬關(guān)系，而出于代筆的也不少。如《宣和畫譜》所記：“吳元瑜晚年，多取他畫或弟子所摹寫，冒以印章，謬為己筆。”可以肯定，這些“他畫”或弟子摹作，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吳元瑜的繪畫樣式。同樣，即使現(xiàn)存徽宗畫跡中有畫院中人手筆，這些作品也是根據(jù)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創(chuàng)作的，從中仍舊可以見出徽宗的繪畫風格和審美趣味，而絕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

美術(shù)史家徐邦達在《宋徽宗趙佶親筆與代筆畫的考辨》一文中，將傳世的徽宗畫跡分為粗拙簡樸與精工細麗兩種，認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鑒賞標準，應(yīng)是畫院中人代筆，而簡樸生拙的才是趙佶親筆。徐邦達關(guān)于代筆問題的研究顯然比前人深入具體了許多。但是，從繪畫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一個畫家的畫風往往不止一種，有主要的畫風，也有次要的畫風。兩種畫風有時幾乎對立，讓人難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畫寫生的人有時也畫寫意，畫青綠的人有時也喜歡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與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別。作畫人若一生只畫一種風格的畫，那是畫工，不是畫家。對趙佶畫筆真贗的考辨見仁見智都是屬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優(yōu)秀的畫家，總有一種藝術(shù)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體貌、不同風格的作品融為一體，聲息相應(yīng)。謝稚柳在《宋徽宗趙佶全集·序》中對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的考辨則是較為詳審精到的。首先，謝稚柳根據(jù)趙佶各個時期不同風貌的畫筆中前后統(tǒng)一的筆勢特征，將《竹禽圖》、《柳鴉蘆雁圖》、《御鷹圖》、《金英秋禽圖》、《枇杷山鳥圖》、《四禽圖》、《寫生珍禽圖》、《祥龍石圖》、《瑞鶴圖》、《杏花鸚鵡圖》等定為趙佶真筆。認為這些畫以其精微靈動的寫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調(diào)表現(xiàn)出趙佶畫筆特有的性格和情意，與畫院畫家在表現(xiàn)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隨是判然有別的。其次，以筆勢特征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錦雞與并棲在梅枝上的白頭鳥，我們看不出與上列趙佶親筆的筆情墨意，其中含蘊著共同之處，這些只能說是追隨趙佶的格調(diào)，是無可逃遁的。”謝稚柳還根據(jù)《南宋館閣續(xù)錄》把《芙蓉錦雞圖》和《臘梅山禽圖》定為御題畫，“是‘三舍’學生的創(chuàng)作，或是每月考試的作品，被趙佶入選了，才在畫上為之題字”。謝稚柳論證考鑒，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實的真相。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中雖有贗跡，但他在花鳥畫領(lǐng)域中的創(chuàng)造性成就卻是不容否定的。

總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縱將圣，藝極于神”（《畫繼》） ，詩詞書畫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藝術(shù)高度，尤其是繪畫方面，無論山水、花鳥、人物，都能“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qū)造化，發(fā)于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廣川畫跋》） 。正如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shù)和建筑》一書中所說：“帝位為徽宗的繪畫活動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徽宗的畫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畫作本身的藝術(shù)魅力而流傳后世的。”這是一句十分客觀的公道話。可以說，徽宗趙佶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擁有較高的藝術(shù)涵養(yǎng)和繪畫才能，并真正稱得上畫家的皇帝。

藝術(shù)主張

趙佶的藝術(shù)主張，強調(diào)形神并舉，提倡詩、書、畫、印結(jié)合，他是工筆畫的創(chuàng)始人，花鳥、山水、人物、樓閣，無所不畫，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點。他用筆挺秀靈活，舒展自如，充滿祥和的氣氛。他注重寫生，體物入微，以精細逼真著稱，相傳他曾用生漆點畫眼睛，更加生動、栩栩如生，令人驚嘆。趙佶的畫取材于自然寫實的物像，他構(gòu)思巧妙，著重表現(xiàn)超時空的理想世界。這一特點打開了南宋劉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畫構(gòu)圖方面的變革之門。他還強調(diào)形神并舉的繪畫意念。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shù)和中國的建筑》一書中曾說，趙佶的畫寫實技巧以“魔術(shù)般的寫實主義”給人以非凡的誘惑力。趙佶提倡詩、書、畫、印結(jié)合。他創(chuàng)作時，常以詩題、款識、簽押、印章巧妙地組合成畫面的一部分。這成為元、明以后繪畫派傳統(tǒng)特征。

趙佶在位時，曾廣泛收集歷代文物書畫，并親自掌管翰林圖畫院，讓文臣分門別類，著書評論，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這些都對宋代的繪畫藝術(shù)起到了推動和倡導(dǎo)作用。他還增加畫院畫師的俸祿，將畫院列入科舉制度中，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自橫”、“嫩綠枝頭紅一點，惱人春色不須多”等詩句為題，考錄畫師，給畫院注入“文人畫”的氣質(zhì)。許多畫師，如李唐、蘇漢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脫穎而出，樹譽藝壇。皇帝如此鐘愛書畫，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趨之若鶩？北宋書法、宮廷畫在此時發(fā)展到極致。

在書法上，趙佶起初學的是黃庭堅，后又學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雜揉各家，取眾人所長又獨出己意，最終創(chuàng)造出別具一格的“瘦金體”，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靄然”之感，又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如“屈鐵斷金”。特點是筆劃瘦細而有彈性，尾鉤銳利，運筆迅疾。字一般呈長形，張弛有度，有一種秀美雅致、舒暢灑脫的感覺，而且通篇法度嚴謹，一絲不茍。這種瘦挺爽利、側(cè)鋒如蘭竹的書體，需要極高的書法功力、涵養(yǎng)以及神閑氣定的心境來完成。此后盡管學習這種字體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韻的卻寥若晨星，這足以見證趙佶的書法功力。相比之下，趙佶的詩詞顯得較為平庸，尤其是前期詩詞，多為矯情之作，享樂情調(diào)十分明顯。但在淪為亡國之君之后，他觸景生情，寫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讀來讓人心中隱隱作痛。

《瑞鶴圖》是公認的宋徽宗存世工筆寫實類花鳥畫真跡，為存世絕少的宋徽宗“御筆畫”。

此圖畫莊嚴聳立的汴梁宣德門，門上方彩云繚繞，18只神態(tài)各異的丹頂鶴，在上空翱翔盤旋，另兩只站立在殿脊的鴟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宮殿周圍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鶴動飛之勢和曼妙體態(tài)，氣氛祥和吉慶。畫后有趙佶瘦金書敘述一段。

《瑞鶴圖》曾收入《宣和睿覽集》， 金軍攻入汴梁時，這件作品被拆成單幅的卷軸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進清宮，溥儀私自夾帶出宮后流失到東北，最終成為遼寧博物館的藏品。

現(xiàn)藏遼寧省博物館的《瑞鶴圖》，是宋徽宗趙佶之“御筆畫”，構(gòu)圖和技法俱皆精到：構(gòu)圖中一改常規(guī)花鳥畫傳統(tǒng)方法，將飛鶴布滿天空，一線屋檐既反襯出群鶴高翔，又賦予畫面故事情節(jié)，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次大膽嘗試；繪畫技法尤為精妙，圖中群鶴姿態(tài)百變，無有同者，鶴身粉畫墨寫，睛以生漆點染，整個畫面生機盎然。

《池塘秋晚圖》卷本幅以荷鷺為主體，將各種動、植物分段安排在畫面上。卷首畫紅蓼與水蠟燭，暗示水岸。接著白鷺一只迎風立于水中。荷葉欹傾，水草順成一向，襯托白鷺充滿張力的姿態(tài)。荷葉有的綠意未退，有的則枯萎殘破，墨荷與白鷺之間的黑白對比，增強水墨色調(diào)的變化關(guān)系。后有鴛鴦，一飛一游，紅蓼、水蠟燭及枯荷裝點出蕭瑟的秋意。而白鷺的眼神、鴛鴦的動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勢，讓觀者有意猶未盡之感。

宋徽宗對繪畫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長花鳥，據(jù)傳畫鳥用生漆來點睛，成豆形突出于畫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為粉箋本，此粉箋新紙時，光潔亮麗，其上尚印有卷草紋圖案，是當時極為珍貴的材質(zhì)。由于紙面經(jīng)過上粉處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響到筆墨的趣味。乍看之下，筆墨甚為質(zhì)樸，有斑剝古趣。其構(gòu)圖是將各種動、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畫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習見的構(gòu)圖式，在描繪花草的形態(tài)技法較為古樸，有唐人裝飾意味的遺意。

早期經(jīng)歷

趙佶生于元豐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養(yǎng)尊處優(yōu)，逐漸養(yǎng)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據(jù)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書省觀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隨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這種李煜托生的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xiàn)出非凡的天賦。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僅25歲的宋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張依禮、律，當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否則當立長弟申王趙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趙佖后，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趙佶，章惇指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并以宋神宗語駁斥反對派：“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 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許將等執(zhí)政的支持下，立趙佶為帝。趙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號為“建中靖國”。這是趙佶統(tǒng)治政權(quán)的開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腐朽統(tǒng)治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權(quán)同處分軍國事”。太后在神宗時即是守舊派，當政后隨即任命守舊派、韓琦長子韓忠彥為執(zhí)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執(zhí)政蔡卞等相繼受攻擊，蔡卞首先被貶任知府；同時恢復(fù)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的名位，守舊派官員接著相繼上臺。當年七月，向太后還政后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斗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祐、紹圣均有失誤，應(yīng)該消除偏見，調(diào)和矛盾。于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鄧洵武首創(chuàng)徽宗應(yīng)紹述神宗之說，攻擊左相韓忠彥并推薦蔡京為相，得到執(zhí)政溫益的支持，為徽宗所采納，首先于同月末決定改明年為崇寧元年，明確宣示放棄調(diào)和政策，改為崇法熙寧變法。

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圣初又積極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舊派攻擊而被奪職提舉宮觀閑居杭州（今屬浙江），結(jié)交赴杭收集書畫的宦官童貫，蔡京以擅長書法逐漸受到可以稱之為畫家、書法家的宋徽宗的賞識，鄧洵武、溫益知道徽宗必將重用蔡京，在進呈紹述新法意見時都力薦蔡京，認為徽宗“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崇寧元年（1102年）五月，左相韓忠彥首先被貶任知府，蔡京升任執(zhí)政。隨后右相曾布也被貶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為左相，獨相達三年之久。其后雖曾二次罷相，但又復(fù)相或以太師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稱少宰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還以太師領(lǐng)三省事掌握朝政。徽宗時期始終是蔡京及其黨羽的天下，他們打著紹述神宗改革的旗號，作為排斥異己打擊反對者的幌子。

蔡京等打著紹述新法的旗號，無惡不作，賄賂公行，賣官鬻爵，“三千索（“索”意與貫同），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稅加賦，搜刮民財。又如征收所謂經(jīng)制錢，是“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于細，而積之甚眾”。苛捐雜稅，積累了大量財富，“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于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大興土木，不僅在宮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宮城的延福宮和規(guī)模更大的艮岳，還乘機利用搜刮的民財大修各自的豪華宅第。為了阻止其他官員的議論，詔書也不依中書省草擬、門下省復(fù)核、上奏后頒行的正規(guī)途徑，而是請徽宗親書后即頒行，稱為“御筆手詔”，甚至請宦官楊球代書，號稱“書楊”，以達到他們?nèi)我夂鞣菫榈哪康摹?/p>

徽宗初年，宦官楊戩先設(shè)“稻田務(wù)”，開始在汝州（今屬河南）立法，可以種稻的田土，收索民戶田契，輾轉(zhuǎn)追尋，直至無契可證，將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稱為公田，種植戶即作為佃戶，須交納公田錢，繼而推廣至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彌漫數(shù)百里的梁山濼（泊），是濟州（今山東巨野）、鄆州（今東平）數(shù)縣沿湖漁民賴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強行收取賦稅，逃稅者按盜匪處罪。在李彥及其黨羽的摧殘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規(guī)模起義不斷發(fā)生。

起義不斷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起義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發(fā)展為有一定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軍，被稱為“河北劇賊”，北宋朝廷曾下詔進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轉(zhuǎn)戰(zhàn)南下京東路，被稱為“京東賊”，活動于青、濟、鄆、濮（今山東鄄城北）諸州境內(nèi)。這時南方的方臘舉行起義，發(fā)展迅猛，亳州（今屬安徽）知州、前執(zhí)政侯蒙上書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shù)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其后宋江移軍南下，沂州（今山東臨沂）知州蔣圓假作同意起義軍借道而襲擊南下的宋江起義軍，起義軍遭受較大損失后，“北走龜蒙間”。

宣和三年（1121年）初，宋江起義軍南下淮陽軍（今江蘇邳縣南），朝廷派官軍追擊，起義軍繼續(xù)南下，進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區(qū)，又被稱為“淮南盜”。起義軍轉(zhuǎn)而北上，途經(jīng)沭陽時，遭到縣尉王師心邀擊，略有損失。二月，在海州（今連云港市區(qū)西南部）為知州張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賊，（宋）江乃降”。

北宋末年農(nóng)民起義中規(guī)模最大的是方臘起義軍。方臘是兩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東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區(qū)的幫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區(qū)）漆園主（一作傭工），屢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種秘密宗教組織起義，為里正發(fā)覺，遂殺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起義，次月即建立政權(quán)，首先攻占青溪縣城。深受“花石綱”之害的兩浙人民紛紛響應(yīng)，起義軍隨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傳到首都開封，徽宗立即派親信宦官、知樞密院事（最高軍事長官）童貫統(tǒng)率數(shù)十萬原準備攻遼的大軍，迅速南下，而起義軍差不多與此同時，已攻占兩浙路首府杭州（今屬浙江），方臘拒絕部屬關(guān)于北上搶占江寧，控扼長江天險抗擊官軍渡江的建議，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處州（今麗水西）等地。

北宋官軍于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受命首先搶占江寧、潤州。當正月下旬，北上的東路起義軍圍攻秀州（今浙江嘉興）之際，東路官軍也到達秀州，起義軍在官軍的內(nèi)外夾擊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軍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義軍，先后受挫于旌德、寧國、歙州。三、四月之際，官軍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臘放棄青溪，退回西部山區(qū)幫源洞，幫源洞在東西兩路官軍的夾擊下，激戰(zhàn)數(shù)日后起義軍戰(zhàn)敗，二十六日，方臘為官軍小軍官韓世忠所俘，起義失敗。起義軍的余部轉(zhuǎn)戰(zhàn)于浙東地區(qū)，至八月間，才最后失敗。方臘被俘后被解往首都開封，于八月下旬被殺害。北宋朝廷雖然鎮(zhèn)壓了方臘起義，但并沒有吸取教訓(xùn)，革新政局，而是更為黑暗腐敗，其時距北宋被金滅掉不過5年左右。

聯(lián)金擊遼

政和元年（1111年），鄭允中、童貫使遼，遼人馬植夜謁童貫獻滅遼之策，受到童貫的重視，遂約馬植歸來，馬植到宋首都開封童貫家后，上書給徽宗，獻計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東蓬萊）、萊州（今屬山東）渡海到遼東與女真結(jié)盟，共滅遼朝，可以奪取五代后晉割給遼朝的燕云十六州。深受徽宗賞識，賜馬植姓名為李良嗣，后又賜姓趙。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陸而回。重和元年（1118年）馬政使金口頭表達宋金聯(lián)合攻遼及燕、云地區(qū)歸來，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議結(jié)盟事務(wù)。宣和二年（1120年）宋遣趙良嗣、馬政先后使金，金亦數(shù)次遣使來宋，雙方議定夾攻遼朝，遼燕京由宋軍攻取，金軍進攻遼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西）等地，遼亡后燕云地區(qū)歸宋朝，宋將原納給遼朝的歲幣轉(zhuǎn)給金朝，史稱“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軍腐敗，缺乏戰(zhàn)斗力，數(shù)十萬大軍兩次攻打遼南京（燕京），均被遼守軍打敗，遼南京還是由金軍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萬貫錢為代稅錢，隨同每年的“歲幣”交付給金朝，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金方將燕京及所屬九州中的西部六州歸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東北作奴隸，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貍穴處”殘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宋設(shè)燕山府路統(tǒng)治新得的燕京地區(qū)。云州（遼西京）地區(qū)，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軍費給金的條件下歸屬宋朝。五月，金已許將朔（今屬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縣）三州先歸宋，還沒有來得及執(zhí)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約的。宣和六年（1124年），當時的主將宗翰、宗望都反對割山西地與宋，太宗還說：“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東、西兩路軍大舉南下，宋兵部尚書孫傅把希望放在士兵郭京身上，郭京謊稱身懷佛道二教之法術(shù)，妄以道門“六甲法”以及佛教“毗沙門天王法”破敵。但神兵大敗，金兵分四路乘機攻入城內(nèi)，金軍攻占了汴京。宋欽宗遣使臣何到金營請和，宗翰、宗望二帥不允。

被擄北上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東京之戰(zhàn)失利，金軍攻破汴京，金帝廢宋徽宗與子欽宗趙桓為庶人。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底， 金帝將徽、欽二帝，連同后妃、宗室，百官數(shù)千人，以及教坊樂工、技藝工匠、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珍寶玩物、皇家藏書、天下州府地圖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積蓄被擄掠一空，北宋滅亡。因此事發(fā)生在靖康年間，史稱“靖康之變”。 據(jù)說，宋徽宗聽到財寶等被擄掠毫不在乎，等聽到皇家藏書也被搶去，才仰天長嘆幾聲。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盡了凌辱。先是愛妃王婉容等被金將強行索去。接著，到金國都城后，被命令與趙桓一起穿著喪服，去謁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廟宇，意為金帝向太祖獻俘。爾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為昏德公，關(guān)押于韓州（今遼寧省昌圖縣），后又被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囚禁。

囚禁期間，宋徽宗受盡精神折磨，寫下了許多悔恨、哀怨、凄涼的詩句，如：“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靖康二年（1127年）七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勛從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給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寫著“你快來援救父母。”宋徽宗將這幾個字出示給周圍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著叮嚀曹勛，切記要轉(zhuǎn)告康王趙構(gòu)“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說著取出白紗手帕拭淚，爾后將手帕也交給曹勛說：“讓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國而哀痛淚下的情景。”

金天會八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余人。流放期間徽宗仍雅好寫詩，讀唐代李泌傳，感觸頗深。

魂歸故土

宋徽宗被囚禁了九年。金天會十三年（1135年）四月甲子日，宋徽宗終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國城，享年54歲。金熙宗將他葬于河南廣寧（今河南洛陽附近）。

金皇統(tǒng)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為改善與南宋的關(guān)系，將死去的徽宗追封為天水郡王，將欽宗封為天水郡公。第一是提高了級別，原來封徽宗為二品昏德公，追封為天水郡王，升為一品，原封欽宗為三品重昏侯，現(xiàn)封為天水郡公，升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號中的侮辱含義。第三是以趙姓天水族望之郡作為封號，以示尊重。金皇統(tǒng)二年（1142年）八月乙酉日，宋金根據(jù)協(xié)議，將宋徽宗遺骸運回都城紹興（今浙江省紹興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廟號為徽宗。

紹興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紹興和議》徹底完成所有手續(xù)。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高宗生母韋賢妃同徽宗棺槨歸宋。同年八月，十余輛牛車到達兩浙，十月，南宋將徽宗暫葬于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省紹興市），名曰永固陵（后改名永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