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立關(guān)學

“關(guān)學”是由張載創(chuàng)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諸代傳承者人士為主體，教學及學術(shù)傳播以關(guān)中為基地而形成的儒學重要學派，與宋代二程的洛學、周敦頤的濓學、王安石的新學、朱熹的閩學齊名，共同構(gòu)成了宋代儒學的主流。

張載認為生在世上，就要尊順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誠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努力達到圣賢境界。關(guān)學的主旨，集中的體現(xiàn)在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的橫渠四句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關(guān)洛濓閩新諸學派皆根源于《易經(jīng)》和孔孟、在發(fā)展過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評、創(chuàng)新，包括對佛學的批評和吸收，這是整個儒學史的一個共性特點，但在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和諧論和教育見解等方面關(guān)學又獨具個性。

一.氣本論——太虛即氣與氣化萬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質(zhì)還是精神，歷來是哲學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每個哲學家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古代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認為“心”或“理”為宇宙本原；二是，氣為本原。張載認為，“氣”或“元氣”是人和萬物產(chǎn)生的最高體系和最初始基。這“一氣”或“元氣”，包含了陰陽二氣的對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變的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的交互運動中產(chǎn)生了人和萬物。可以說張載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張載繼承和發(fā)展古代“太虛”的范疇，并對它加以改造和揚棄，用來表示物質(zhì)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質(zhì)運動基本狀態(tài)，提出了“太虛即氣”、“氣為本體”、“氣化萬物”的唯物主義宇宙觀。同時論證了氣無生滅的物質(zhì)永恒論。從張載開始，古人關(guān)于物質(zhì)世界的認識的理論達到了系統(tǒng)化。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始基是氣，一切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的，形態(tài)萬千的萬物，都是氣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不論聚為有象的“有”還是散為無形的“無”，究其實質(zhì)，都是有，不是“無”，所說“太虛即氣，則無無。”因為物質(zhì)的氣作為宇宙本體，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變化，不是物質(zhì)本身的消滅和化為無有了，氣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張載關(guān)于世界的物質(zhì)統(tǒng)一性和物質(zhì)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辯證法——一物兩體，動必有機。

關(guān)學在“太虛即氣”的元氣本體論基礎上，對宇宙萬物的矛盾運動，發(fā)展變化及其規(guī)律，以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說明，許多見解相當深刻、精辟。

張載認為，氣的本然狀態(tài)是無形的太虛，氣的基本特性是運動與靜止，充滿宇宙渾沌無間的太虛之氣，是在不斷進行“郁蒸凝聚、健順動止”等不同形式的變化。萬物的生死，動靜的改變，都是氣的萬殊變化的體現(xiàn)和變化的結(jié)果。太虛之氣之所以能不斷地運動變化，是因為太虛之氣是陰陽之二氣的合和體。太虛是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tài)，也稱之為元極。陰陽分化為太極，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陰與陽。陰陽交互變化而生萬物。太虛之氣包涵著陰氣與陽氣兩個矛盾的方面。陽氣的特性是清、浮、升、動；陰氣的特性是濁、沉、降、靜。陰陽二氣處同一個統(tǒng)一體中，既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相互激蕩，又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生發(fā)。所謂“獨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二氣的這種關(guān)系的運動變化，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三.認識論——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

在認識論上，關(guān)學提出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概念。這是中國古典哲學關(guān)于認識和知識理論的一個創(chuàng)舉。張載認為：人的知識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即為“聞見之知”。但僅只聞見之知，并不能全面認識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窮盡無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窮理盡性，必須有一種比聞見之知更廣泛、更深刻的知識，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認識過程分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階段，即所謂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張載進一步認為，只有德性之知才為真知，才能反映萬物的本性本質(zhì)，“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正蒙·誠明篇》）。在探討人的認識來源時，已經(jīng)看到了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的辯證關(guān)系，并作了精辟的論述，從而對中國古代認識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人性論——天地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

張載總結(jié)了先秦以來的人性論，吸取了各家學說的優(yōu)點和長處，創(chuàng)立了關(guān)學具有特色的人性學說。

關(guān)學認為，人和萬物都是由“氣”產(chǎn)生和構(gòu)成的。因為氣有清濁、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產(chǎn)生了千差萬別的物和人，所以，氣的本性就是人和萬物的本性。據(jù)此，可以肯定人和萬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萬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虛之氣”。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純善純清純潔的，但人生下來之后，具有不同的身體條件、生理特點、家庭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這些外在因素與人與生俱來，先天秉賦的天地之性結(jié)合，交互作用和影響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氣質(zhì)之性”。氣質(zhì)之性中有善有惡，有清有濁，從而決定了人性具有千差萬別，這樣，張載創(chuàng)立了人性二元論。

天地之性誠明至善，是善的來源，而氣質(zhì)之性有善有惡，是惡的來源，是人欲的體現(xiàn)。至此，關(guān)學對于爭論了一千多年的性善與性惡論，給了一個總結(jié)性的合理解釋。人犯錯誤，作惡了，是氣質(zhì)之性中的惡性，人要成為圣賢君子，必須變化氣質(zhì)之性，去掉氣質(zhì)之性的遮蔽，回歸和彰顯天地之性。變化氣質(zhì)之性的方法，途徑是接受教育，學習禮義道德，養(yǎng)氣集義。“養(yǎng)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后可以養(yǎng)浩然之氣……義者，克己也。”集義猶言積善也。通過積善，克己，而且堅持不懈，才能不斷變化氣質(zhì)，獲得正直剛大的浩然正氣，從而達到圣賢君子的境界。關(guān)學天地之性，氣質(zhì)之性的學說，既為人性善惡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又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論依據(jù)，是對中國古代人性論的重要貢獻。朱熹稱贊張載的人性論是“極有功于圣門，有利于后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朱子類語》）

五.太極學說——窮究《易》理，辯證之探。

《周易》作為群經(jīng)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活水。北宋諸子將《周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張載《橫渠易說》傳世，其研究具有顯著特點，關(guān)于辯證法的思想，內(nèi)容豐富，論證全面，寓意深刻，理論精確，是中國古代一位辯證法大師。

①長于《周易》義理的發(fā)掘。作為現(xiàn)實的人生修養(yǎng)，參與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和信仰原則。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試驗井田，漸變改革的政治主張，皆源于《周易》的義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與“書易”的概念，劃清了研究中主觀對客觀的界限，自然實在與圖文表述的界限。

③對《周易》中“無極而太極”、“太極與陰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關(guān)于宇宙本體論的太極學說創(chuàng)立新見。提出“太虛即氣”“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及氣之為物，有幽明之別等重要概念。就是說，氣做為最基本的物質(zhì)，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態(tài)存在，幽則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覺，明則耳目能見（《正蒙·太和篇》）。從而理清了宇宙物質(zhì)性與佛道“空”、“無”諸概念的界限。

④對《周易》辯證法有新的發(fā)展。張載在描述事物矛盾運動一般過程時，提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論斷，他認為萬事萬物皆由陰陽兩個對立方面而構(gòu)成，這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陰陽消長，剛?cè)嵯酀Ｗ詈蟮慕Y(jié)果是“和”與統(tǒng)一。“和”是事物諸多因素，不同對立面之間的多樣性的統(tǒng)一，而不是單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簡單相加和重復。

教育思想

張載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上。他繼承和發(fā)揮了孔子教育思想，在關(guān)中興教，使“關(guān)學”大盛，以德育人，使學者輩出，關(guān)中民風為之一變。

張載關(guān)學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德育人，變化氣質(zhì)，求為圣人。

張載認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無不善，只是由于氣質(zhì)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為了使人為善，就必須通過教育、學習、變化氣質(zhì)，返本為善，從而成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圣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長而學之。

張載對于教育理論的研究極為重視，有獨到之見。認為對人的教育要從早抓起，實行胎教，“幼而教之，長而學之。”注意兒童心理，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發(fā)展兒童天性，從小就培養(yǎng)兒童的良好習慣和道德行為，長大繼續(xù)學習，使之強化，最終造就有用之才（《張子語錄》）。強調(diào)早期的教育和繼續(xù)教育，是張載關(guān)學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qū)W，勤勉不息。

張載認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個人求知為學，為人做官，都必須“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有了志向目標，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達到目標，實現(xiàn)理想。（《經(jīng)學理窟》、《正蒙·至當篇》）

四、循序漸進，博學精思。

張載對學習方法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學習求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有序”過程。既不能停止間斷，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師應循序而教，學生應循序而學。他還認為，求學的漸進過程積累功夫，應當以“三年為期”，學者自朝至晝至夜為三節(jié)，每天勤學苦讀，由日積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綱慣熟，經(jīng)過這樣的漸進功夫，學習方可有成。學有所成，還必須博學精思。（《經(jīng)學理窟》）

五、學貴心悟，去疑求新。

關(guān)于讀書方法，張載強調(diào)：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釋之，去之，便會獲得新的知識，認識新的義理。所以，他力倡“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的學問之法及求知精神（《張子語錄》）。張載對讀書求知方法論述要點概括為：用心、熟讀、精思、經(jīng)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長、講論、開塞、實作、實行等。張載關(guān)于讀書求知方法的論述，得到后世學者的反復評價。如朱熹《近思錄卷三》所說：“此論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新所意來。”

六、啟發(fā)誘導，因材施教。

張載作為一個杰出而成功的偉大教育家，對教學原則和教育規(guī)律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張載主張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教師要循循善誘，啟發(fā)引導學生的求知意識，學習興趣。同時，要根據(jù)學生的不同情況，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滿足各類學生的不同需求，從而達到教學目標。關(guān)學倡導的具體教學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兩端”法。這是對子孔子實行教學方法的繼承和發(fā)展。即從正反面來講解，或從起因和結(jié)果兩頭入手分析問題，使學生理解問題的正確答案。“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②“扣鐘法”。張載在闡釋《禮記·學記》中“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后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這段話是說：“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圣人未嘗有知，由問乃知，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后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時雨法”。張載認為，對人的教育如同“時雨之化”，適時而教，當可而告，及時答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講論法”。張載認為。有些知識，不須講論，一問便知，知而明之則可，故“不待講論”，“更不須講”。他說：“圣人于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后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意思是問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決斷，不要受老師可否的影響，自己決定是非取舍，發(fā)揮學生的主體意識，這也是啟發(fā)誘導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七、虛心求知，擇善而從。

張載認為，學習求知，必須虛心，虛心方能接納百物，匯合各種知識，進入神明之境。虛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擾接納新知，所以“虛心”就是“靜心”，“一靜”。張載說：“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語錄》）。“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與天同源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于虛中求出實。圣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張子語錄》）。張載主張，人求學問，必須去除“意、必，固、我”，達到至誠，存德，虛靜。要向各種人物學習，不恥下問，擇善而從。

八、學貴有用，道濟天下。

張載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變化氣質(zhì)而成為圣賢。教育必須注重道濟天下，利濟眾生。教育學生做一個對天下，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別強調(diào)“學貴有用”、“經(jīng)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坐而論道、這是關(guān)學學風的突出特點和優(yōu)點。張載認為，圣人之學就是為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國家人民為憂患，圣人也是沒用的。

自然科學

北宋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歷史中一個特色鮮明的朝代，思想及學術(shù)相對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發(fā)展和研究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傳統(tǒng)工商業(yè)、自然科學發(fā)明創(chuàng)造也空前活躍。[9] 張載不僅在儒學和《周易》研究中獨樹一幟，貢獻卓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也成績斐然。

一、突破地心說。

“恒星不動，純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遠古以來的地心說，把天看作是一個以恒星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諸星及地球，“運旋不窮”的整體，這在人對宇宙的認識上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二、天體運行說。

關(guān)學認為“動必有機，動非自外”。張載指出：日、月、星、辰（稱之為“七政、七曜”）等天體各有自己的運動規(guī)律，其運動的速緩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機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體左旋右旋說。

張載明確指出：日月星辰順著天體左旋，只是旋轉(zhuǎn)稍微遲緩一點，肉眼觀察起來似乎向右旋轉(zhuǎn)了，左旋右旋其實是相對的，講的是地球自轉(zhuǎn)與其它天體公轉(zhuǎn)的相對關(guān)系。他進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雖緩”。闡述雖不精確，但已是了不起的進步。

四、以氣化論解釋天文歷算地理現(xiàn)象。

如“日質(zhì)本陰，月質(zhì)本陽，故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自為之食矣”。就是說，在月朔時，月精對日發(fā)生作用，產(chǎn)生日食。在月望時，日精對月發(fā)生作用，產(chǎn)生月食。按照這種理論，還較合理地解釋了四時更迭，寒暑往來，潮汐漲落，風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現(xiàn)象。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張載出生于長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載物”。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xiàn)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群，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經(jīng)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年），張載年近21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lián)合焦寅（陜西永壽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yè)，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歷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興軍、陜西經(jīng)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wèi)家鄉(xiāng)，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贊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于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jīng)過十多年的攻讀，終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lián)系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為防御西夏南侵，在慶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筑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今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期間遇到了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jīng)》的見解，然后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聲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后，他又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jīng)求得道義，沒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拋棄所有曾經(jīng)研習過的學說，專心致志學道。表現(xiàn)了他在學術(shù)上積極開拓精神，其作《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進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云巖縣令（今陜西宜川境內(nèi)）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平?jīng)觯┸娛屡泄俚嚷殹Ｔ谧髟茙r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 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xiāng)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guī)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xiāng)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zhuǎn)告鄉(xiāng)民，因此，他發(fā)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huán)慶路經(jīng)略使蔡挺的關(guān)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詢。他曾說服蔡挺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shù)萬救濟災民，并創(chuàng)“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lián)合訓練作戰(zhàn)，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shù)厝巳〈冉ㄗh。他還撰寫了《經(jīng)原路經(jīng)略司論邊事狀》和《經(jīng)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xiàn)了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贊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非常滿意，想派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做事。張載認為自己剛調(diào)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后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zhí)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愿意嗎？”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上奏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準。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jiān)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fā)生激烈沖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后，“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 ”依靠家中數(shù)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shù)成就進行了總結(jié)，并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于大門兩側(cè)。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并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nóng)民，并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xiāng)”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zhèn)崖下村，扶風午井鎮(zhèn)、長安子午鎮(zhèn)仍保持著遺跡，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認為張載的學術(shù)承繼古代圣賢的思想，可以用來復興古禮矯正風化，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錯過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機會，便帶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zhí)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并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同年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后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shù)。

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張載葬于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賜謚“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