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散文家，字宗子，石公，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明末清初文學家。

高祖天復，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肅行太仆卿。曾祖張元汴，隆慶五年(1571)狀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萬歷二十三年（1595）進士，官至廣西參議。父張耀芳，副榜出身，為魯藩右長史。張岱的出身，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先輩均是飽學之儒，精通史學、經學、理學、文學、小學和輿地學。被舅父夸為“今之江淹”。天復、元汴父子曾撰修《紹興府志》《會稽志》及《山陰志》，“三志并出，人稱談遷父子。”（《家傳》）(下引張岱詩文及評論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點校的《張岱詩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學，博覽群書。”（同上）至老，手不釋卷。曾積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韻山》，后因與《永樂大典》類同而輟筆（《陶庵夢憶韻山》）。

張氏三世藏書，岱“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陶庵夢憶三世藏書》）順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僅攜帶數篋書籍而行。而所存者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煙；又用圖書做甲盾，以當箭彈。40年所積，蕩然無遺。

張岱的出身，還是一個文藝之家。祖孫幾代都工詩擅文，咸有著述。天復有《鳴玉堂稿》，元汴有《不二齋稿》，汝霖有《石介園文集》，耀芳“善歌詩，聲出金石。”（《家傳》）張氏從汝霖起，自蓄聲伎，講究此道。耀芳“教習小蹊，鼓吹戲劇。”（《家傳》）到張岱這輩，則“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陶庵夢憶過劍門》）他拜師學琴，習曲三十余首，指法“練熟還生，以澀勒出之。”（同上《紹興琴派》）并“結絲社，月必三會之。”（同上《絲社》）張岱仲叔聯芳，“能寫生，稱能品”，與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輩“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鑒賞，“所遺尊?、卣彝、名畫、法錦，以千計。”（《附傳》）張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種種文物古玩之題銘，諸多磁窯銅器之品評，確為行家里手。

張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葉以后，宦官擅權，佞臣當道，特務橫行，黨爭酷烈，內憂外患，愈演愈烈。賢能忠直，或被貶逐，或遭刑戮。與此同時，思想界涌現了一股反理學、叛禮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公開標榜利欲、欲為人之本性，反對理學家的矯情飾性，主張童心本真，率性而行。這無疑是對傳統禮教的反叛，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挑戰。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文人士子在對社會不滿之余，紛紛追求個性解放：縱欲于聲色，縱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他們一方面標榜高雅清逸，悠閑脫俗，在風花雪月、山水園林、亭臺樓榭、花鳥魚蟲、文房四寶、書畫絲竹、飲食茶道、古玩珍異、戲曲雜耍、博弈游冶之中，著意營造賞心悅目、休閑遣興的藝術品味，在玩賞流連中獲得生活的意趣和藝術的詩情；另一方面他們在反叛名教禮法的旗號下，放浪形骸，縱情于感官聲色之好，窮奢極欲，焚膏繼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張瀚《松窗夢語》卷七）如果說前者主要表現他們的避世玩世的話，那么后者主要發泄他們的傲世憤世。在張氏祖孫的交游中，不乏這樣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這樣的家庭出身，這樣的社會思潮、人文氛圍，造就了張岱的紈绔習氣和名士風度，決定了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和《瑯嬛文集》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