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魏晉 陶淵明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發沖冠，勇猛之氣似要沖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筑筑聲慷慨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云。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于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后人。

荊軻：戰國時衛國人，為燕太子丹報仇，以送地圖為名，藏匕首刺秦王，不成被殺。

燕丹：戰國時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強嬴：秦國。

荊卿：指荊軻。

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筑(古時的一種樂器）。

宋意：燕國的勇士。

商音、羽奏：商聲和羽聲。商聲凄涼，羽聲較激昂。

關于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復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于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后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并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么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發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沖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夸張，但卻由于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杰，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筑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蕩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練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后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只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贊嘆之中，使這個勇于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于“忠晉報宋”而作)，為什么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復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于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見“晉”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于“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舍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

陶淵明 :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說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漢族，東晉潯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