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宋代黃庭堅的《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

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想見一作：想得)

我住在北方海濱，而你住在南方海濱，欲托鴻雁傳書，它卻飛不過衡陽。

當年春風下觀賞桃李共飲美酒，江湖落魄，一別已是十年，常對著孤燈聽著秋雨思念著你。

你支撐生計也只有四堵空墻，艱難至此；你治理國家就像三折肱的良醫一樣，不需要去請求別人的經驗。

想你清貧自守發奮讀書，如今頭發已白了罷，隔著充滿瘴氣的山溪，猿猴哀鳴攀援深林里的青藤。

此詩作于神宗元豐八年（1085），其時詩人監德州（今屬山東）德平鎮。

黃幾復：名介，南昌人，是黃庭堅少年時的好友，時為廣州四會（今廣東四會縣）縣令。

“我居”句：《左傳·僖公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作者在“跋”中說：“幾復在廣州四會，予在德州德平鎮，皆海濱也。”

寄雁”句：傳說雁南飛時不過衡陽回雁峰，更不用說嶺南了。

四立壁：《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蘄：祈求。肱：上臂，手臂由肘到肩的部分，古代有三折肱而為良醫的說法。

瘴溪：舊傳嶺南邊遠之地多瘴氣。

這首詩作于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此時黃庭堅監德州（今屬山東）德平鎮。黃幾復，名介，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與黃庭堅少年交游，交情很深，黃庭堅為黃幾復寫過不少詩。此時黃幾復知四會縣（今廣東四會縣）。當時兩人分處天南海北，黃庭堅遙想友人，寫下了這首詩。

“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勢突兀。寫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懷念友人、望而不見之意；各綴一“海”字，更顯得相隔遼遠，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詩云：“幾復在廣州四會，予在德州德平鎮，皆海濱也。”

“寄雁傳書謝不能”，這一句從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兩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見，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傳書”的典故也就信手拈來。李白長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懷李白》詩里說：“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強調音書難達，說“鴻雁幾時到”就行了。黃庭堅卻用了與眾不同的說法：“寄雁傳書——謝不能。”意謂：我托雁兒捎一封信去，雁兒卻謝絕了。“寄雁傳書”，這典故太熟了，但繼之以“謝不能”，立刻變陳熟為生新。黃庭堅是講究“點鐵成金”之法的，王若虛批評說：“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滹南詩話》卷下）類似“剽竊”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上面所講的詩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傳書”，作典故用，不過表示傳遞書信罷了。但相傳大雁南飛，至衡陽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云：“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秦觀《阮郎歸》云：“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黃庭堅的詩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兒擬人化，寫得更有情趣。

第二聯在當時就很有名。這兩句詩所用的詞都是常見的，甚至可說是“陳言”，談不上“奇”。張耒稱為“奇語”，當然是就其整體說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處，他沒有講。其實，正是黃庭堅這樣遣詞入詩，才創造出如此清新雋永的意境，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

任淵說這“兩句皆記憶往時游居之樂”，看來是弄錯了。據《黃幾復墓志銘》所載，黃幾復于熙寧九年（1076年）“同學究出身，調程鄉尉”；距作此詩剛好十年。結合詩意來看，黃幾復“同學究出身”之時，是與作者在京城里相聚過的，緊接著就分別了，一別十年。這兩句詩，上句追憶京城相聚之樂，下句抒寫別后相思之深。詩人擺脫常境，不用“我們兩人當年相會”之類的一般說法，卻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這太常見了，但惟其常見，正可給人以豐富的暗示。沈約《別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云：“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杜甫《春日憶李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故人相見，或談心，或論文，總是要吃酒的。僅用“一杯酒”，就寫出了兩人相會的情景。詩人還選了“桃李”、“春風”兩個詞。這兩個詞，也很陳熟，但正因為熟，能夠把陽春煙景一下子喚到讀者面前，用這兩個詞給“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會之樂表現出來了。

其實要用七個字寫出兩人離別和別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詩人卻選了“江湖”、“夜雨”、“十年燈”，作了動人的抒寫。“江湖”一詞，能使人想到流轉和飄泊，杜甫《夢李白》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夜雨”，能引起懷人之情，李商隱《夜雨寄北》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在“江湖”而聽“夜雨”，就更增加蕭索之感。“夜雨”之時，需要點燈，所以接著選了“燈”字。“燈”，這是一個常用詞，而“十年燈”，則是作者的首創，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聯綴，就能激發讀者的一連串想象：兩個朋友，各自飄泊江湖，每逢夜雨，獨對孤燈，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這般情景，已延續了十年。

晚唐溫庭筠不用動詞，只選擇若干名詞加以適當的配合，寫出了“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兩句詩，真切地表現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頗為后人所稱道。歐陽修有意學習，在《送張至秘校歸莊》詩里寫了“鳥聲梅店雨，柳色野橋春”一聯，終覺其在范圍之內，他自己也不滿意（參看《詩話總龜》、《存余堂詩話》）。黃庭堅的這一聯詩，吸取了溫詩的句法，卻創造了獨特的意境。“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這都是些名詞或名詞性詞組，其中的每一個詞或詞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現了耐人尋味的藝術天地。

同時這兩句詩，還是相互對照的。兩句詩除各自表現的情景之外，還從相互對照中顯示出許多東西。第一、下句所寫，分明是別后十年來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寫，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無須說“我們當年相會”，而這層意思，已從與下句的對照中表現出來。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講的意義之外，還有與京城相對的意義，所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就是明顯的例證。“春風”一詞，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和下句對照，上句所寫，時、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見：時，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開封；景，春風吹拂、桃李盛開；事，友人“同學究出身”，把酒歡會；情，則洋溢于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中。

“桃李春風”與“江湖夜雨”，這是“樂”與“哀”的對照；“一杯酒”與“十年燈”，這是“一”與“多”的對照。“桃李春風”而共飲“一杯酒”，歡會極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對“十年燈”，飄泊極其漫長。快意與失望，暫聚與久別，往日的交情與當前的思念，都從時、地、景、事、情的強烈對照中表現出來，令人尋味無窮。張耒評為“奇語”，并非偶然。

后四句，從“持家”、“治病”、“讀書”三個方面表現黃幾復的為人和處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這兩句，也是相互對照的。作為一個縣的長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兒的四堵墻壁，這既說明他清正廉潔，又說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讀書”，無心、也無暇經營個人的安樂窩。“治病”句化用《左傳·定公十三年》記載的一句古代成語：“三折肱，知為良醫。”意思是：一個人如果三次跌斷胳膊，就可以斷定他是個好醫生，因為他必然積累了治療和護理的豐富經驗。在這里，當然不是說黃幾復會“治病”，而是說他善“治國”，《國語·晉語》里就有“上醫醫國，其次救人”的說法。黃庭堅在《送范德孺知慶州》詩里也說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埋九京”。作者稱黃幾復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經有政績，顯露了治國救民的才干，為什么還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聯以“想見”領起，與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應。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風”中把酒暢談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發蕭蕭，卻仍然像從前那樣好學不倦。他“讀書頭已白”，還只在海濱作一個縣令。其讀書聲是否還像從前那樣歡快悅耳，沒有明寫，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襯，就給整個圖景帶來凄涼的氛圍；不平之鳴，憐才之意，也都蘊含其中。

黃庭堅推崇杜甫，以杜甫為學習榜樣，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較而言，他的學習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而杜甫的杰出之處主要表現在以“窮年憂黎元”的激情，藝術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廣闊現實。詩的語言，也豐富多彩，元稹就贊賞“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的一面。當然，杜甫的不少律詩，也是講究用典的；黃庭堅把這一點推到極端，追求“無一字無來處”，其流弊是生硬晦澀，妨礙了真情實感的生動表達。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這首《寄黃幾復》，就可以說是“無一字無來處”。但并不覺晦澀；有的地方，還由于活用典故而豐富了詩句的內涵；而取《左傳》《史記》《漢書》中的散文語言入詩，又給近體詩帶來蒼勁古樸的風味。

黃庭堅主張“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諧律是有講究的，方東樹就說他“于音節尤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神氣即隨此以見”。在這一點上，他也學習杜甫。杜甫首創拗律，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有時自發鐘磐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等句，從拗折之中，見波峭之致。黃庭堅推而廣之，于當用平字處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響新異，具有特殊的韻味。這首《寄黃幾復》亦然。“持家”句兩平五仄，“治病”句也順中帶拗，其兀傲的句法與奇峭的音響，正有助于表現黃幾復廉潔干練，剛正不阿的性格。

黃庭堅 : 黃庭堅（1045.8.9-1105.5.24），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