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在文學上，王粲與孔融、徐干、陳琳、阮瑀、應玚、劉楨并稱“建安七子”。而王粲不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較大的一個，與曹植并稱“曹王”。梁朝大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贊譽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同時，由于王粲的特殊經歷和貢獻，也使他成了中國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賦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為騷體。最為人傳誦的是作于客居荊州時期的《登樓賦》。它摒棄了漢賦鋪張揚厲的傳統寫法，以簡潔明快的語句，憂愍世道，懷念故鄉，熱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來；對自己的坎坷遭遇，也發出了強烈的感慨。賦中寫景與抒情緊密結合，是其一大藝術特色。在抒情小賦的發展過程中，這篇作品具有重要地位。王粲散文以他為劉表擬的《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比較成功。

王粲于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紀漢末戰亂，或寫其流落荊州時的羈旅之情和壯志難酬的感慨，如《七哀詩》；歸順曹操后，主要是隨曹操出征的感受，這些詩再現了漢末戰亂的田園荒蕪和滿目瘡痍，也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追隨曹操為過效力的意愿。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學活動，大體上也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劃分的界線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歸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荊州過著流寓生活，親歷過戰亂災禍，又長期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憂國憂民之情與懷才不遇之憤糾結在一道，使他的文學作品籠罩著一層悲凄憤悱的情調。

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廣大地區已經實現統一的形勢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擔任重要官職而激發起建功立業的信心，所以他的創作基調又轉變為激奮昂揚。如分別寫于曹操西征關右和東征孫權的《從軍詩》五首，便對曹軍的征伐作了熱烈歌頌，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從軍征戰、建功立業的激昂情緒。

據《三國志》記載，王粲有詩、賦、論、議近六十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王粲集》11卷，《去伐論集》3卷、《漢末英雄記》10卷，皆佚。明代張溥輯有《王侍中集》1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90—91輯錄有其辭賦奏疏。中華書局出版有俞紹初校點的《王粲集》。現世存詩23首。

藏書

王粲的藏書主要得自于蔡邕所贈，相傳他登門拜謁蔡邕，蔡邕“倒履迎之”，并言“吾家書籍文章，盡當予之”。蔡邕故后，即履行了他的諾言，將其藏書數車六千余卷贈與王粲。年老時，其藏書已達萬卷。

出身名門

王粲出身于名門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龔，在漢順帝時任太尉；祖父王暢，在漢靈帝時任司空，是當時的名士。二人都曾位列三公。王粲的父親王謙，曾任大將軍何進的長史。

初平二年（191年），漢獻帝被董卓控制，西遷至長安，王粲也隨同前往。當時的著名學者、左中郎將蔡邕一見到王粲，就覺得他是個奇才。當時蔡邕的才學天下聞名，受到滿朝官員的敬重，蔡邕府第前經常是車馬填巷，他家的客廳也常賓客滿坐。一天，蔡邕聽說王粲在門外求見，便急忙出迎，連鞋子穿倒了也顧不上。王粲一進門，因為他年紀小，身材又矮，滿屋的人都感到很吃驚。蔡邕說：“這位是司空王公（王暢）的孫子王粲，他確實是奇才，讓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書籍文章，應該全部送給他。”

懷才不遇

初平四年（193年），十七歲的王粲受司徒征辟，又被召為黃門侍郎。王粲因為長安局勢混亂，沒有赴任。不久，他到荊州去投靠自己的同鄉、荊州牧劉表。劉表見他狀貌不揚，身體孱弱，又不拘小節，所以不太看重他。

建安三年（198年），長沙太守張羨聽從桓階建議，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兵背叛劉表，劉表發兵討伐。為了宣傳這次出征，就由王粲執筆寫了一篇《三輔論》，以示師出有名。其中寫道：“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睹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申明用兵乃是為了“去暴舉順”。

建安七年（202年），在官渡之戰后兩年，袁紹病死，他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兄弟鬩墻。劉表為了勸和，讓王粲起草了《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書中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鬩墻之斗，應當聯合御侮，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甚有文彩，張溥在《王侍中集題辭》評價兩文“詞章縱橫”。

歸附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表病死后，王粲力勸劉表的兒子劉琮歸附曹操。荊州平定后，曹操任命他為丞相掾，賜王粲爵關內侯。一次，曹操在漢水邊設宴款待百官，王粲給曹操敬酒說：“當今袁紹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將廣，志在奪取天下，但雖愛惜賢才卻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終歸離他而去。劉表盤踞荊楚，從容不迫，坐觀時變，自以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難到荊州來的賢士，都是海內的俊杰，可劉表卻不善于任用他們，結果當國家危難之際卻無人輔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時候，下車伊始就忙著整頓冀州的軍隊，收錄當地的豪杰各盡其用，因此能稱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漢，又征召這一帶的賢才各居其位，使天下歸心，望風歸附，文武并用，英雄盡力，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開國國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來，王粲又被調任軍謀祭酒。

魏王侍中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國建立以后，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一同被任命為侍中，王粲因博學多識，總能做到對答如流。當時舊禮儀制度廢弛殆盡，需要重新制定，王粲與衛覬等負責除舊布新，制定新的典章。據《決疑要注》記載：漢末喪亂時，玉佩斷絕消失。而王粲認得舊佩，才重新作之。西晉時的玉佩，都是受法于王粲。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據《典略》記載；王粲才高，擅應機辯論。當時，鐘繇、王朗等盡管都在魏王國任卿相之職，但一到朝廷奏議，都停筆措手不及。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王粲隨曹操南征孫權。

驢鳴悼亡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正月二十四日（2月17日），王粲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當時的曹丕還是世子，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驢鳴之聲響起。這就是著名的驢鳴送葬。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可見二人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