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考取進士

陳澧祖籍江蘇江寧(今南京)，在他的祖父時代，一家人遷移到廣東，但由于父親的廣東戶籍沒有辦好，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后來通過捐錢買得一個知縣。

1810年，陳澧出生在廣州城木排頭。7歲開始到私塾讀書，學習論語、唐詩等。他自幼聰敏。9歲的時候已經能夠寫詩作文。10歲父親去世，始讀家藏《通鑒》，“日課一卷，一年而畢”。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廣州的羊城書院、粵秀書院、粵華書院和學海堂等處讀書。學的大多是應付科舉考試的古文經典及詞章訓詁等著作。

1823年，14歲的陳澧開始走上漫長的科舉考試的道路。17歲考取秀才，又繼續考了幾次鄉試，到23歲的時候中了第18名舉人。此后，從24歲起，陳澧多次赴京參加會試考進士，歷經19年之久，耗費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終未能考取。

嚴謹的教育家　從教數十載

陳澧從多年科舉仕途的激蕩生涯中深切體會到科舉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場，決定選擇著書立說和培養人才的道路。

陳澧在青年的時候當過家庭教師，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廣州的學海堂和菊坡精舍講學，他從中年時起便擔任學海堂的學長。學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兩廣總督阮元創辦的。陳澧青年時期曾在這里讀書，參加過由阮元主持的考試，學業優秀，是學海堂的高才生。學海堂設學長多人，聘請德才兼備的學者或高才生擔任，負責教學和指導學生研究學問，并編選師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學海堂集》。陳澧在31歲的時候被聘為學長，直到1867年，長達27年之久。

求學經歷

澧幼聰慧，7歲始入塾從徐達夫先生讀書，六年間讀了“四書五經”和唐詩。9歲能為詩文，10歲父親去世，少家貧。始讀家藏《通鑒》，“日課一卷，一年而畢”。道光三年（1823），應童子試。六年（1826）考取縣學生員。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時與順德縣盧同伯、南海縣桂文耀、同邑楊榮緒有“四俊”之稱。道光十一年（1831），舉優行貢生。十二年（1832）中舉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豐二年（1833～1852）先后六應會試，均名落孫山。

澧少好為詩，及長，泛覽群籍。凡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及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楊榮緒勸澧說：“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謂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為之，雖壽如彭祖，不能畢其事，乃稍稍減損。惟讀經史，日有課程。”

被聘為“學海堂”學長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學者阮元督粵時創設的“學海堂”為專課生。時開設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等專書課程，每人專攻一書，進行句讀、抄錄、評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學海堂”同時設學長多人，負責指導諸生研究，并選錄師生優秀文章，刊印《學海堂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選授廣東河源縣學訓導。三十年十一月至咸豐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兩月，告病而歸。咸豐六年（1856），他被挑選知縣，到班不愿出仕，請京官職銜，得國子監學錄。

撰成《漢儒通義》七卷

咸豐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漢儒通義》七卷。此書所錄皆經部之書，史、子、集皆不錄；所錄皆漢儒之書，三國以后之書不錄。他一貫主張漢學、宋學并重，不可偏廢。他認為：“漢儒言理無異于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⑤陳澧的學生胡錫燕讀《漢儒通義》說：“先生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實事求是，不取門戶爭勝之說，以為漢儒之書，固有宋儒之理，蓋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說，薈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

陳澧對聲律學研究亦精，認為“樂”為六藝之一，欲知樂，必先通聲律。于咸豐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聲律通考》十卷，這是一部關于中國音樂史的專著。

同治六年（1867），廣東官運使方子箴與中丞蔣香泉，將粵秀山西偏之“長春仙館”改建為“菊坡精舍”（書院），聘請陳澧擔任該校山長，澧辭再三，乃敬從。他仿《學海堂集》例，選錄學生優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為精舍山長，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宋詩文教士，與諸生講文藝，勉以篤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讀書時，承命編輯先生文集，所錄先生專著外之雜文220篇，依次編入《東塾集》六卷。卷一收論說；卷二收考、釋、議、記、書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書札；卷五收傳、銘、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詞、祭文。其中碑志、傳狀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為文章，然有為先人而作者，及為親友碑傳事跡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是集文字，自與《東塾讀書記》互為表里，并行不廢。”

讀書習慣

陳澧平時讀書，句句字字詳細思繹，心有所得記于書上，心有所疑亦記于書上，以便質之。晚年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論贊之。自經學外，及于九流諸子、西漢以后學術，著為《東塾讀書記》。遵鄭康成《六藝論》，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匯。認為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以《論語》為五經之關鍵。好讀《孟子》，以為孟軻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純守善，荀況、楊朱之輩均不知。讀朱熹著述，認為清代考據之學，源出朱熹。又以為乾隆、嘉慶二朝考據之學盛行，猶有未備者，宜予補綴。支偉成將《東塾讀書記》“隱比顧亭林之《日知錄》溝通漢宋，一時學風為之丕變焉！”

《東塾讀書記》

陳澧一生讀書所得，薈萃于《東塾讀書記》。自群經、小學、諸子、鄭學、朱子類各為卷，惟論歷代史事者，僅成三國、西漢兩卷，其余有目無書，原擬撰二十五卷，實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經者為最詳，所論皆各書宏綱大旨、要義精言，融會貫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學、政治、歷史等多方面的獨到見解，對研究陳澧思想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