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yǐ)正(zhèng)治(zhì)國(guó)，以(yǐ)奇(qí)用(yòng)兵(bīng)，
以(yǐ)無(wú)事(shì)取(qǔ)天(tiān)下(xià)。
吾(wú)何(hé)以(yǐ)知(zhī)其(qí)然(rán)哉(zāi)?
以(yǐ)此(cǐ)：天(tiān)下(xià)多(duō)忌(jì)諱(huì)，
而(ér)民(mín)彌(mí)貧(pín);人(rén)多(duō)利(lì)器(qì)，
國(guó)家(jiā)滋(zī)昏(hūn);人(rén)多(duō)伎(jì)巧(qiǎo)，
奇(qí)物(wù)滋(zī)起(qǐ);法(fǎ)令(lìng)滋(zī)彰(zhāng)，
盜(dào)賊(zéi)多(duō)有(yǒu)。
故(gù)圣(shèng)人(rén)云(yún)：
我(wǒ)無(wú)為(wéi)，而(ér)民(mín)自(zì)化(huà);
我(wǒ)好(hǎo)靜(jìng)，而(ér)民(mín)自(zì)正(zhèng);
我(wǒ)無(wú)事(shì)，而(ér)民(mín)自(zì)富(fù);
我(wǒ)無(wú)欲(yù)，而(ér)民(mín)自(zì)樸(piáo)。
關鍵詞：老子,道德經
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前面專講道德之用，而講到這里，他忍不住，又講起政治的高明道理來了。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是政治的三大原則?！?a href='http://m.interurbis.net/guoxue/laozi/' target='_blank'>老子》這部書的上半部道經，他是反對戰爭的。他曾說過：“大軍之后，必有兇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這些都是他在前面所說反對戰爭的話。
但那是講“道”，講本體的道理，而現在講到“用”的時候，就主張在軍事上，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譬如一個人，必須有一把刀，但永遠不殺人。人需要自衛，而不是去傷害人，也不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傷害。這就是前章說的，不高亦不卑，不賤亦不貴。所以他告訴我們，對于社會、國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國。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國”，不能用權術，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誠懇的道德，不能虛詐，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軍事哲學作戰的運用上，《孫子兵法》曾經告訴我們，“兵者，詭道也”。“詭道”是什么?就是“以奇用兵”，所以用兵要用奇兵。能用奇的，那是上將之才，大將之才。
我們研究歷史，《漢書》上所說，陳平幫助漢高祖，六出奇計，助漢高祖統一了天下。當時，張良、陳平、蕭何都有功勞，最后陳平功勞最大;所以蕭何死后，陳平當宰相，封了侯爵。但在《史記》上的記載，陳平自己說：“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發，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奇計是用陰的，如四川話所說，是陰著干的，違反了道德。陳平說，我的后代將來不會有好的果報，功業會被攔腰截斷。后來果然如此，陳平自己位至王侯，但只傳到孫子一代，功名富貴就結束了，這是陳平自己的預言。
這是歷史上的例證，陳平畢竟是道家，學老莊之道的人物，他在人文文化上給我們一個運用上的教訓。雖說為了國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計，到底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誠;許多人學問好，頭腦聰明，喜歡詭道、奇計，這就大錯特錯了。
這里，我們講到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一定是專指用兵，就是個人創業、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我們也可以將老子這幾句稍微修改一下，引申到我們個人身上，“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無事創業”。“無事”如何能創業?這就是真本領了。試看，一個人躺在床上睡覺，真正是無事，那會不會創業?
“以無事取天下”這句話，是老子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這要特別注意。有一種人，有道德、有學問、又無心于取天下，但他的道德修養，反為天下所歸。我們中國上古史中有榜樣，堯、舜、禹乃至于周朝的文王父子，尤其是文王，都是“以無事取天下”的。在文王的時代，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一半以上是他的，他決不想動，不想為天下第一人。后來他兒子起來革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歷史上，始終贊譽文王之德。其實在殷商時代，文王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否是“以奇用兵”來取天下的?不是，而是天下歸心，無不敬服于他的道德。如果以現代的觀念及術語來說，那是他政治作戰的成功;更貼切地說，這是他教化牧養百姓的成功，而最高的原則是道德，是無所求，對百姓毫無所求，這就是“以無事取天下”的道理。
一般人研究《老子》，讀了上半部“道經”，當他說“道”的體時，他曾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于是一般很輕易地認定，老子是反戰主義者。這一觀念似是而非，實際上，老子并不是絕對反戰，是在不得已時才戰。我們中國所有的兵家思想、軍事哲學，以及《孫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這一思想一樣。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絕對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絕對不接受別人的侵略。所以他并不是反戰，相反地，認為軍備一定要充足，因為有了足夠的軍事武力，才可以達到維持國際間的道德與和平。
給日本公民的一封公開信十幾年前，我在日本參加一個有關文化方面的會議，有很多大學校長以及名教授在座。那天開會進行到夜晚的十時余，有一位日本某名大學的校長指定要我說話，我無法推辭，只好發表一些意見。這篇講辭后來曾以《給日本公民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在《中央日報》發表。當時我說的內容要點是，一個國家有兩件事情最可怕，一是“刀”，就是軍事，一是“錢”，就是經濟，家庭也是如此。我對他們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你們日本以為自己的軍事力量強大，可以征服全世界，所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這就等于一個人，認為自己手中的刀很鋒利，于是就揮舞起來，結果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中國，甚至傷害了全世界。這是一件非常錯誤、非?？杀氖?。
當時，有幾位駐日本的年輕外交官正好坐在我身邊，他們輕輕扯我的衣襟，意思是希望我少說幾句，因為我的話說得很率真，不太客氣。
我繼續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有一種思想，比軍國主義的思想更厲害。你們現在以為自己有錢，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要用錢來買通全世界;倘若不及時反省，將來所產生的錯誤，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侵略所得的惡果更為嚴重。
當時也有人問我對日本的觀感，我答復他說，我平日深居簡出，這次遠行，感到一些疲倦，只在東京游覽一圈，并不覺得有任何特別好的地方。任何一個國家，能有了二十多年的長時期安定，都可以做到這樣，甚至做得更好。日本應該知道，今天日本經濟的繁榮發展是從何而來，那是靠抗日戰爭時期三千萬軍民的血汗生命換來的;因為戰后我不索賠償，讓你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們這個以德報怨精神，才使你們有今天。
他們那時正在舉行東方文化會議，我告訴他們，你們有東方文化，根本就是中國文化會議。假如你們要說東方文化，那看是站在哪一個立腳點，從哪一個角度而言。
以正為奇 天下歸心我今天提到十幾年前在日本的這段往事，是用來說明一種真正的仁道，真正良好的政治思想是“不以兵強天下”。同時，老子在這里說到“用”時，提出了“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道理。而“以奇用兵”這句話，如果作為一個講座的專題，可以研討一兩年的時間。因為這涉及中國幾千年來的軍事思想，用兵的謀略。凡是涉及用兵，涉及謀略等，總不外“出奇制勝”四字。不但用兵如此，即使經商、創業，都要“出奇制勝”;就連青年學子參加聯考，也要能“出奇制勝”，要猜題“出奇制勝”才行。換言之，要有個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勝。
關于這個“奇”字，發揮起來，則千變萬化，人莫能測。更有“以正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訴年輕人，不要玩弄自己的聰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動歪腦筋。這一百年來，也可說近八十年來，世界的變化，國家的變化，社會的變化，訓練得每一個青年的腦子都很厲害，各個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諸葛亮。當然只是半個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壞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這個時代，以聰明對聰明，辦法對辦法，手段對手段，是必然遭致失敗的。在未來的時代，只有不用聰明的聰明，不用辦法的辦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誠懇、老實，才會獲致真正的成功。因此，應該“以正為奇”，走正道;不過在某一時間，某一社會，某一環境，尤其在一種非常愚笨的時期或社會中，是需要用一點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實那也是正道。
“奇”是一個單數，是特別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謀略，都包括在內。這里只是告訴大家一條“探奇”的路。我們中華文化的寶藏太豐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開，如果古書讀不懂就難了?，F在是“洋學”盛，這把鑰匙就很難打開我們自己的這座老寶庫了。
上次講過“以無事取天下”，例如堯、舜、禹、文王、武王都是“以無事取天下”的榜樣。“無事”并不是躺在那里睡覺，而是注重道德的政治，培養道德的政治，無心侵略別人，而天下自然歸心。我們的歷史上，給成功的皇帝下一句同樣的評語，就是“天下歸心”，這是非常難做到的。
接下來，他以這三句話的道理加以發揮，“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他說，我為什么說這些政治哲學、軍事哲學以及立身處世哲學的基本原則，就是這三句話呢?因為年輕人將來要做事，就要“以無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別人，也不去占有或奪取別人，而是以正道而得助，最終才能成功。像有些年輕朋友，到處跑，到處鉆，結果一無所成。如果真正有修養，有本事，則成功自然是屬于你的。
老子然后說，他為什么知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這番道理呢?他說“以此”，就是以下的理由：人生的經驗，歷史的經驗，累積古人的經驗，再由他自己所觀察的經驗，才得以知道這些道理。
忌諱造成的影響如果說老子的經驗不講考據，而引用《神仙傳》的說法，老子已經活了幾千年了。《神仙傳》中說，他在黃帝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只是名字不同。據傳說，那時他的名字叫做廣成子;他還當過堯、舜、禹的老師，不過每一代的名字都不同，使人們不知道就是他。到了周朝他叫老子，所以他不只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學問，而是他人生親自累積的經驗，才產生了老子的哲學原理。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這是他經驗的累積，以及歷史的事實。“忌諱”一詞，解釋起來頗費周章;現在的解釋，則是指某種事不能說，說了就是犯“忌諱”。而過去對于“忌諱”一詞則有多方面的用法，如對于帝王的名字，不可以直接稱呼，否則就是犯“忌諱”，就要殺頭。例如《老子》這本書第一章的文句，“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如《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黃”。到了唐朝的時候，因為唐明皇李隆基的帝號為玄宗，于是這個“玄”字，為了避諱，就改為“元”字。而且，所有的書籍以及一切文字，都一律這樣改，所以，唐朝以后，“玄”與“元”兩字就通用了。又如孔子的名字“孔丘”，為了尊敬孔子，避他的名諱，我們早年讀古書，讀到他的名字孔丘時，就讀做“孔某”或讀做“孔乙己”;而姓丘的人，寫自己的姓時，寫做“邱”字，另有一些地方就寫做“丘”字。
這就是“忌諱”，以現代語來直譯，最接近原意義的就是顧慮、顧忌或禁忌。如臺灣的旅館房間，沒有四號，因為閩南語“四”與“死”同音，避免這種不吉的語言，就是“忌諱”。這是小而言之。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諱”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這樣也不能干，那樣也不能做，這個名詞不行，那個名詞不對，動輒得咎。如《孟子》一書中說，齊宣王蓋了一個方圓二十里的花園，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齊宣王便問孟子，為什么以前文王的花園七十里，老百姓認為太小了，而現在我的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訴他說，文王的花園人人都可以進去游玩，而你的花園如果有人不小心傷害了一只小鹿，也要依殺人罪嚴懲。這樣多的禁忌，等于在你的園內設下了陷阱，陷民于罪，老百姓怎么不抱怨呢?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就有很多忌諱，老百姓不敢說心里的話，更不敢批評，知識高的用外國語，知識低的用隱語、暗語、耳語，以訴胸中積怨。
老子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質上就愈貧窮，精神上也更貧窮，貧窮到痛苦的地步。這就是“天下忌諱，而民彌貧”的道理。
科技愈發達 精神愈昏擾“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這句話，以現代世界的情況來解釋，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發達，利器越多，核子彈當然是利器，投下一顆，即可殺人無數，這是多么厲害!但所謂利器，不僅是指殺人的鋒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質文明，科技愈發達，社會上人人因此而熱昏了頭。這一點，現代的年輕人體會不到，只有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時期，生活在農業社會時那種安定、清閑、自然、舒適的味道，實在是一種享受。
現在的物質文明太發達了，“國家滋昏”，國家社會就會昏頭，熱昏就會肇亂。反過來說，歷史的經驗，時代到了變亂的時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權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這個社會就非亂不可。這也是歷史中有記載的許多事實。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科技一發達，人的頭腦越來越靈光，物質的享受越來越高明，越來越奇特。例如冷氣機，也許五年、十年以后，不必要這樣一個大箱裝在墻上，也許會像一份月歷一樣，在墻上一掛，就可以調節空氣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來的東西就越奇怪，越便利。這個現象，大家稱之為社會的進步。這所謂的進步，我常說，如果以文化的立場來看，以精神層面來探討，并不一定會予以肯定。以物質文明的發
展而言，歷史愈往前進，物質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類文化反而越來越退步、退化。無論古今中外，人類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覺得后來的人比較進步，后來的社會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說進步與退步的說法，應該有一個界線。因此，以現代看到的，所謂社會越進步，則“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嚴重。
法令多 犯法的人更多再說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在政治歷史上也有很多經驗，我們讀了歷史，看到每一個朝代到了后來法令越來越多。例如漢高祖入關，法律只有三條——有名的約法三章。《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抵命，偷盜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簡單。后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漢朝的法網就很嚴密了。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把當時的官吏分作兩類，一類叫做“循吏”，一類叫做“酷吏”。循吏是有道德的官吏，酷吏則是手段毒辣、嚴苛、殘酷，只要犯了法，決不寬容。酷吏使用各種令人痛苦的刑罰，殺人也用許多殘忍的方法，這都是漢文帝以后的事。如果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也會發現漢文帝以后的社會越來越亂。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漢武帝、漢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領導人，但政治領導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會也就越亂。這是一種無可變更的歷史法則。從我們的生活經驗來看，越懂得法令越會犯法，越會鉆法令的漏洞。法網愈密，則可鉆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鉆。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老子說了這許多歷史的經驗，只是注解前面的一句話，“以無事取天下”。所以說，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為法。有為法太過分了，社會就更亂，問題就更多;如果是無為法，就會清靜、道德，社會自然安定。
老子就是因為從歷史經驗中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告訴我們，應該“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接下來，作了下面的結論。
無為、好靜、無事、無欲這一段是講領導人如何使人民富強安樂。
“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說的話，他所說的古圣人是誰?也沒有說出來，姑且不去管他，只研究他所引述這幾句話的道理。
“我無為而民自化”，一個真正好的政治領導人，做到了真正的無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則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這里的“靜”，不是佛家的靜坐，而是中國文化《大學》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的“靜”。這是行事的靜定工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這是大定。這是說領導人有這樣的靜定，是為天下的大靜，如果領導人真正地“好靜”，則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無事而民自富”，領導人真正“無事”，即無為而治，社會人民自然生活富?！，F在再引用一個故事，來試做詮釋。
在明朝的時候，有一位年輕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在上任之前，他去拜訪他的一位老師。他這位老師學問很好，過去做過很大的官，然后告老還鄉，閑居林下。當他向老師請教該如何把官做好時，這位老師告訴他說，你去好好做官，可千萬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確往往會作怪。
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的人建立了一種制度，實施得很有成績;而后任的人接任之后，為了要自我表現一下，要勝過前任，于是他作怪了，亂出主意，亂訂辦法。就像一棟房屋，本來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這中間就出亂子了。
個人立身處世，做人也是這樣，做人容易，切莫作怪。為政則是少玩花樣，不要出什么新招，社會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無欲而民自樸”，我自己沒有私欲，社會、國家、天下受到這種無欲的影響，就自然走到純樸、厚道的路上去。
老子引用的這一段話中，每一句都用到一個“我”字，這個“我”是誰?就是老子說的“圣人”，那又是一個怎樣的“圣人”呢?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領導人。而領導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學校的校長，軍隊中的班長，乃至于一個家庭中的家長，都是領導人，都要做到這幾項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