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于后。 《尚書》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口，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一作“唯”。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宜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范》總述災祥，董、劉五行之說。《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冢《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
甚一誤作“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周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一作“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漢尚書》、《后漢尚書》、《漢衍。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卷與《隋。志》不合。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疑當作“止”。故事，雖有舊無“有”字。脫略，四句言有事無言者不收。而觀者不以為非。愛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類史，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六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梼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家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籍“藉”通。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茍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舊作“授”，非。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舊亦作“授”。經旨，以授后人。或曰傳者，傳原音：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史而以經名者，至《左傳》后遂絕。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后傳》。其書一脫“書”字。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后，至王口同“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于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于文為煩，頗難周覽。
至孝獻帝，始命茍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一有“附”字。《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漢，至于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當是“廣”字。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有“其”字。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別為此二字或作“列于”，或作“列為”，皆非。《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并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序。故即簡簡徚。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一脫“之”字。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謂《國策》、《遷史》。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后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于楚、漢之際；比于《春秋》，亦盡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因迷其《后語》，并標其前作。復撰《春秋后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于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于一作“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竟列，事跡錯糅，通作“揉”。前后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采訪家人，或作“家乘”，恐非。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魯史舊名，目一本“目”字在上。之曰一無“曰”字。《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后元魏濟陰王暉業，撰人誤，辯詳后注。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于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種，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于陳，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當作“別”。紀傳群分，皆以類相一無“相”字。從，各附于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一作“紀”。原注：謂采《國語》、《世本》、《國策》等。時采一作“插”。雜言，故“故”字俗本誤作細書，綴于小注末。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已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馬遷撰《史記》，終于今上；謂孝武帝，依太史公語也。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后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后，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一作“史”。止哀公；舊誤作“定公”。《紀年》即《竹書紀年》。不一作“下”，非。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一作“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一作“邇”，一作“古”。迄今，無改斯道。
于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于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尚書》、《春秋》、《國語》、《史記》。
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關鍵詞：內篇,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