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疑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后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云構，紛紜雜遝，倍舊章矣。

　　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云”，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云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澹。

關鍵詞：文心雕龍,比興

　　《比興》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六篇，專論比、興兩種表現方法。賦、比、興是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重要傳統。對于賦，劉勰在《詮賦》篇已結合對辭賦的論述講到一些。本篇只講比、興，除二者關系較為密切外，也說明劉勰認為在藝術方法上，比、興兩法更值得探討和總結。對比、興的理解，歷來分歧甚大。劉勰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些意見對比、興傳統方法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劉勰自己對比、興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處來說明事理；興即興起，是根據事物的隱微處來寄托感情。這基本上是對漢人解說的總結。劉勰又說：“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托）諷。”把比、興方法和思想內容的表達密切聯系起來，這是劉勰論比、興的重要發展。第二部分從《詩經》、《楚辭》中舉出一些實例，進一步說明比、興在具體創作中的運用，以及漢魏以來多用比而少用興的變化情況。因為漢晉期間用比的方法更為頻繁，所以，第三部分專論比的運用。劉勰用大量例證說明，比可以用來比聲、比貌、比心、比事等；總的要求是“以切至為貴”。漢魏以來“日用乎比，月忘乎興”，在文學創作中也取得了“驚聽回視”等藝術效果，但劉勰對忽視興的傾向是不滿的，所以說這是“習小而棄大”。

　　劉勰對比、興兩法的運用，提出一個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觀察了事物的基礎上“擬容取心”。比擬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應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寫上，而必須提取其精神實質；也就是說，要通過能表達實質意義的形貌，來抒寫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這樣，才能“斥言”、“托諷”，以小喻大。

　　（一）
　　《詩經》里邊的作品，體大思精；其中包含著風、賦、比、興、雅、頌六項。在毛亨作《詩訓詁傳》時，特別提出“興”來；豈不是因為《詩經》兼用賦、比、興三種方法，“賦”乃直陳，“比”為明喻，而“興”卻隱約難懂嗎？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興”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雙方相同處來說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據事物微妙處來寄托意義。由于引起情感，所以“興”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產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內心的積憤而有所指斥；用“興”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來寄托諷刺。為了適應不同場合的不同意義，所以《詩經》作者的情志就有兩種表現方法。

　　（二）
　　試看用“興”來寄托諷喻，常常是婉轉而善于表達；表面上說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義卻很廣泛。例如《詩經》中的《周南·關雎》所說的雎鳩是雌雄有別的鳥，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興”；《召南·鵲巢》所說的鸤鳩有貞靜專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諸侯的夫人的“興”。既然有取于貞靜，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飛禽；同樣，既然取其雌雄有別，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鳥。這些詩句雖然明確，但表達得不夠明顯，所以還有待于注解來發揮。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寫事物來比附某種意義，用鮮明的形貌來說明事理。例如《詩經》中的《衛風·淇奧》以金和錫來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貴的玉器來比喻賢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來比喻教養后輩，《大雅·蕩》以蟬叫比喻酒后喧嘩，《邶風·柏舟》以衣服未洗來比喻心情憂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來比喻立志不變：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還有《曹風·蜉蝣》說，“麻衣潔白如雪”；《鄭風·大叔于田》說，“駕在車兩旁的馬，走起來像舞蹈一般”：這些也都是“比”一類的。后來楚頃襄王聽信壞人的挑撥，屈原卻忠君愛國，他繼承《詩經》的優良傳統而寫作《離騷》，其中諷刺是兼用“比”、“興”兩種方法的。漢代文風雖盛，但作家們卻卑躬屈節，所以《詩經》諷刺的傳統中斷，而“興”的表現方法也就不存在了。這時賦和頌很興盛，“比”的運用風起云涌，越來越多，和過去的法則不一樣了。

　　（三）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沒有一定：或者比聲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賦》說：“風吹細枝，發出悲聲，好像吹竽似的。”這是比聲音的例子。枚乘《菟園賦》說：“眾鳥飛得極快，好像白云中幾點塵埃。”這是比形貌的例子。賈誼《鵩鳥賦》說：“災禍和幸福的互相聯系，同繩索絞在一起有什么區別？”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簫賦》說：“簫聲柔婉潤澤，好像慈父撫育兒子似的。”這是以聲音比心情的例子。馬融《長笛賦》說：“音節繁多而連續，好像范雎、蔡澤的游說。”這是以聲音比辯論的例子。張衡《南都賦》說：“開始了鄭國的舞蹈，好像剝繭抽絲似的。”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諸如此類，辭賦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記了“興”；他們習慣于次要的，而拋棄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揚雄、班固諸人，以及曹植、劉楨以后的作家們，描寫山水云霞，無不運用“比”的方法來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寫得動人，主要依靠這種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螢火賦》說：“螢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閃爍。”張翰《雜詩》說：“青枝好像聚集著翠鳥的羽毛。”這也是“比”的方法。這類例子雖多，總以十分切合為佳。如果把天鵝刻劃成家鴨，那就沒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
　　總之，《詩經》的作者運用“比”、“興”方法，是對事物進行了全面觀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擬的事物，雖像胡越兩地相距極遠，但應使它們像肝膽一樣緊密結合。比擬事物的外貌，要攝取其精神實質，這是寫作中必須努力爭取的。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寫進詩篇，就匯合成滔滔奔流的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