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圣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征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跡貴文之征也。褒美子產(chǎn)，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征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guī)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lián)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jīng)。《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則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鉆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征圣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

　　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關鍵詞：文心雕龍,征圣

　　《征圣》是《文心雕龍》的第二篇。“征圣”就是以儒家圣人從事著作的態(tài)度為證驗，說明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學習。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圣人著作可征驗的內(nèi)容。劉勰舉出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教化，二是事跡功業(yè)，三是個人修養(yǎng)。根據(jù)圣人重文的這三個方面，他認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寫作的金科玉律。劉勰對儒家圣人著作的這種總結，一是強調(diào)文學為封建政教服務的必要，一是為反對六朝空騁其華的形式主義文風制造理論根據(jù)。

　　第二部分論圣人著作可征驗的寫作特點。劉勰認為，由于圣人能掌握自然之道，所以，對文章的繁、略、隱、顯，能根據(jù)不同的具體情況而作適當處理。因此，他說這方面“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第三部分由“征圣”過渡到“宗經(jīng)”，強調(diào)在華實并重上“征圣立言”。劉勰認為“銜華佩實”是圣人著作的突出優(yōu)點，這也是他論文的一條基本原則。

　　劉勰的文學評論，一切以儒家圣人為依據(jù)，這給他的文學觀點帶來很大局限。但從本篇的具體論述可以看出，劉勰善于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論點，根據(jù)自己的體會和當時文壇上的實際情況，而加以總結和發(fā)揮，因而構成了有一定歷史意義的理論體系。

　　（一）
　　所謂“圣”，就是能夠獨立創(chuàng)造的人；所謂“明”，就是能夠繼承闡發(fā)圣人學說的人。用述作來培養(yǎng)人的性情，古代圣賢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學生說：“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在這些著作里，是表達了孔子的某些意見或主張的。古代圣王的教訓，在古書上記載著；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現(xiàn)在他的教導人的言論里。所以，對較遠的，孔子稱贊過唐堯之世，說那時的文化興盛煥發(fā)；對較近的，他贊美過周代，說那時的文化豐富多采，值得效法。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春秋時鄭國攻入陳國，在對待晉國的責問中，鄭國子產(chǎn)因為善于辭令而立下功勞。宋國曾用最隆重的宴會招待賓客，由于談話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記錄下來。這些都是事業(yè)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孔子贊揚子產(chǎn)，說他不僅能用語言來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用文采把語言修飾得很漂亮。孔子談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時，就說情感應該真實，文辭應該巧妙。這些都是個人修養(yǎng)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由此可見，思想要充實而語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誠而文辭要巧妙：這就是寫作的基本法則。

　　（二）
　　圣人能夠全面考察自然萬物，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奧妙的地方去；這樣才能寫成堪稱楷模的文章，其表達的思想也才能與客觀事物相吻合。圣人的著作有時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其主要思想，有時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fā)情意；有時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的主體，有時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極少的文字來贊揚或批評，《禮記》里常用輕的喪服來概括重的喪服：這就是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詩經(jīng)·豳風·七月》是用許多章句聯(lián)結成篇的，《禮記·儒行》也常用復雜的敘述和豐富的辭句：這就是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fā)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講得像《夬》卦所說的那樣決斷干脆，有的文章寫得像《離》卦所說的那樣清楚透徹：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主體的例子。還有《周易》中的四種卦象，道理精深，意義曲折；《春秋》所運用的五種記事條例，也常是文辭微妙，意義宛轉：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據(jù)上述可知：各種文章在表現(xiàn)手法上，有洋與略、隱與顯的區(qū)別；所以寫文章時，或壓縮、或加詳，要隨不同的時機而定；寫作上的千變?nèi)f化，要適應不同的具體情況。所有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標準，那么在寫作上就算找到老師了。

　　（三）
　　所以劉向談論文章，一定要以圣人作標準來檢驗；匡衡上書勸學，一定要以經(jīng)書為根據(jù)。《周易·系辭》說：“辨明事物并給以恰當?shù)恼f明，有了明確的辭句就可以充分表達了。”《尚書·畢命》說：“文辭應該抓住要點，不應該一味追求奇異。”由此可見，必須有恰當?shù)恼f明才能表達出文章的論點，必須抓住要點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辭采。倘能這樣安排文辭，就能避免單純追求奇異的毛病；這樣建立起來的論點，也就能得到辭句明確的益處了。那么即使內(nèi)容精深曲折，但不會影響到它說明的恰當；雖然文辭微妙宛轉，但不會妨害它能抓住要點。文章要抓住要點和辭句寫得微妙并無矛盾，說明的恰當和內(nèi)容的精深也可同時并存。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顏闔說：“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裝飾似的，只追求華麗的辭藻。”雖然顏闔想借此來指責圣人，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華麗，本來就是兼有動人的文采和充實的內(nèi)容的。自然之道本來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鉆研它；文章是顯而易見的東西，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據(jù)圣人的著作來進行寫作，那么寫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四）
　　總之，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為他們具有特出的聰明才智。他們把精妙的道理寫成文章，以自己靈秀的氣質構成文采。他們的見解有如日月之明，他們的辭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樣豐富。古代圣人雖成過去，但他們的精神卻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