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則先圣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于景鐘，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棺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于番吾，秦昭刻博于華山，夸誕示后，吁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武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骃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頗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于后羿，楚子訓民于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有征，信所謂追清風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于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誦于官，銘題于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器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
秉茲貞厲，警乎立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關鍵詞：文心雕龍,銘箴
《銘箴》是《文心雕龍》的第十一篇。銘、箴是我國古代兩種較早的韻文。本篇講到的一些具體作品，如黃帝、夏禹、成湯等人的銘，夏、商兩代的箴，雖為后人偽托，但從大量史料和文物來看，劉勰“盛于三代”之說，基本上是符合史實的；至少在商、周兩代，這方面的作品是大量產生了。漢魏以后，除碑文漸盛而“以石代金”外，這兩種文體都如劉勰所說“罕施后代”了。所以，本篇正反映了銘、箴二體在我國古代從產生、盛行到漸衰這一過程的基本面貌。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銘”的意義和發展情況，第二部分講“箴”的意義和發展情況，第三部分講銘、箴二體的同異及其基本寫作特點。古代這方面優秀的作品是不多的，本篇對有關作家作品的評論，也是批評多而肯定少。但無論批評或肯定，都有一些很不恰當。如對張載的《劍閣銘》，崔骃、胡廣的《百官箴》，都評價太高；對李尤、王朗作品的批判，卻是從狹隘的封建觀念出發，批的并不正確。但劉勰對銘、箴二體總的要求，是內容要有警戒過失的實際作用，文辭必須簡明確切；而對那種荒誕不實的神怪之說，則發出了“可怪”、“可笑”的尖銳批判。在南朝形式主義文風盛行之下，這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
（一）
相傳從前軒轅黃帝在車廂、案桌等物上雕刻銘文，用以幫助自己警惕過錯；夏禹曾在樂器架上雕刻銘文，表示希望聽取他人的意見；商湯王的《盤銘》，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規勸；周武王的《戶銘》、《席四端銘》等，寫了必須警戒的教訓；周公在《金人銘》中，強調“語言要謹慎”；孔子在魯桓公廟中，見到欹器而激動得變了臉色。可見先代圣賢，長期以來就注重鑒戒了。銘，就是名稱，觀察器物必須了解它的名稱。正定名稱而明確其作用，是為了重視言行謹慎這種美德。魯國的臧武仲論銘曾說：“寫銘文，對天子應以頌揚其美德為主，對諸侯應以肯定其功績為主，對大夫則只能稱贊其征伐的勞苦。”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領便送上金屬，鑄成金鼎；周代帝王為了傳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肅慎國送來的箭上雕刻銘文。這就是關于頌揚美德的例子。呂望輔助周武王的功績，曾用金屬鑄成銘文；仲山甫輔佐周宣王的功績，也曾刻在周代的記功器上。這就是關于肯定功績的例子。晉國魏顆的戰功，曾刻在晉國的景公鐘上；衛國孔悝祖先勤于國事的功勞，曾記在孔悝的《鼎銘》中。這就是只稱征伐之勞的例子。至如說飛廉得到天賜的石槨，衛靈公得到黃泉之下的謚號；銘文竟出現在地下的石槨上，這就太奇怪了！又說趙武靈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腳印，秦昭王叫人在華山上刻了個大棋局：都是用虛夸不實的銘刻來顯示后人，這就很可笑了！仔細看看以上正反兩面的例子，銘文的意義就很清楚了。到秦始皇時，有《泰山》、《瑯玡臺》等山岳的刻石，雖然秦代政治殘暴，這些刻石的文辭卻較為潤澤，也還有其暢達之美。到了漢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昶的《西岳華山堂闕碑銘》，其序文也寫得很長了。蔡邕的銘文，更是獨冠古今。如歌頌橋玄的《黃鉞銘》，模仿《尚書》；歌頌朱穆的《鼎銘》，就完全寫成碑文了；這是蔡邕慣于寫碑文的原因。至于馮衍所寫刀、杖、車等雜器的銘文，雖取法周武王，卻寫得事不稱物，詳略不當。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銘文，贊頌多而警戒少；李尤寫的大量銘文，內容單薄，文辭瑣碎。他把蓍龜之類神物的銘文，和戲玩的《圍棋銘》攙雜在一起；把寫衡量器的《權衡銘》，放在關于杵臼的銘文之后。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稱上，還沒有來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曹丕寫了九種寶物的《劍銘》，所講的刀劍是銳利的，文辭卻很平鈍。只有張載的《劍閣銘》，寫得清明而有辭采。他的銘文有如快馬疾馳，后來居上；晉武帝下令把《劍閣銘》刻在氓山、漢水之間，那是得到適當的處置了。
（二）
箴，就是針刺，用以批評過錯，防止禍患，好比治病的石針。這種文體興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還留下幾個殘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種官吏都寫箴辭，用以針刺天子的過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體的格式和內容都比較完備。到春秋時期，這種文體逐漸少起來，但還未衰絕。所以晉國魏絳曾用《虞人之箴》中講的后羿，來諷諫晉君；楚莊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話來箴戒國人。戰國以后，拋棄道德，專求有功；因此，銘辭代之而興，箴文就基本上絕跡了。到了漢代，揚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寫了卿尹、州牧等各種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后來崔骃、胡廣等又加以補寫，總稱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應該箴戒的事項，充分發揮鑒戒的作用，這就可說是學習古人的清風，繼承辛甲的做法了。漢末潘勖的《符節箴》，比較簡要，卻失于膚淺；東晉溫嶠的《侍臣箴》，內容廣博，卻過于繁雜；西晉王濟的《國子箴》，雖然旁征博引，內容卻很貧乏；潘尼的《乘輿箴》，內容正確，但又寫得過于蕪雜：所有這些相繼出現的作品，很少寫得恰到好處。至于魏國王朗的《雜箴》，把頭巾、鞋子也寫了進去，雖也有了戒慎的意義，但在箴中寫這種東西是不恰當的。《雜箴》的文詞簡明扼要，是學周武王的銘寫的；但它寫一些水火井灶之類，就顯得拉雜不已了，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
（三）
箴是官吏對帝王諷誦，銘是用來品題器物，它們的名稱和用途雖然不同，但引起警戒的作用是一致的。箴主要用來抵御過失，所以文詞必須準確切實；銘則兼有褒揚贊美的作用，因此，其篇體以弘大潤澤為貴。總的來說，銘和箴所講的事，都必須確實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詞，都必須簡要而深遠。這就是銘箴二體在寫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于說直話的風氣逐漸消失，記功的制度也長期不存在，所以這兩種文體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今后的作者，應注意取其弘潤、深遠的特點。
（四）
總之，銘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軌范道理。應該牢記警戒的語言，而不要徒取銘箴的形式。要用這種貞正的勉勵，來警戒人的實際行為。內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文辭則以簡要為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