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
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于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后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
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關鍵詞：文心雕龍,情采
《情采》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論述文學藝術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內容和形式的相互關系：形式必須依附于一定的內容才有意義，內容也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才能表達出來，二者實際上是一個相依相存的統一體。劉勰認為文學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質決定的，因此，文采只能起修飾的作用，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為情志服務。第二部分從文情關系的角度總結了兩種不同的文學創作道路：一種是《詩經》以來“為情而造文”的優良傳統，一種是后世“為文而造情”的不良傾向。前者是“吟詠情性，以諷其上”，因而感情真實，文辭精練。后者是無病呻吟，夸耀辭采，因此，感情虛偽而辭采浮華。劉勰在重點批判了后世重文輕質的傾向之后，進一步提出了“述志為本”的文學主張。第三部分講“采濫辭詭”的危害，提出正確的文學創作道路，是首先確立內容，然后造文施采，使內容與形式密切配合，而寫成文質兼備的理想作品。
本篇是針對當時“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創作風氣而發的。為了探索正確的創作道路，劉勰對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從理論上進行了初步的研究。他認識到文學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而應該文質并重。他也強調文必有采，但必須以“述志為本”，不能以文害質。這些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他的所謂“情”與“采”，其內容有一定的局限，在理論上的闡述，也還是比較粗略的。
（一）
古代圣賢的著作，都叫做“文章”，這不是由于它們都具有文采嗎？虛柔的水可以產生波紋，堅實的樹木便能開放花朵：可見文采必須依附于特定的實物。虎豹皮毛如果沒有花紋，就看不出它們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區別；犀牛的皮雖有用，但還須涂上丹漆才美觀：可見物體的實質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寫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繪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組織成辭句寫在紙上；其所以能夠光輝燦爛，就因為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學藝術創作的道路有三種：第一是表形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顏色而成的；第二是表聲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聲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創作，是依靠各種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種顏色互相錯雜，就構成鮮艷的花紋；各種聲音互相調和，就構成動聽的樂章；各種性情表達出來，就構成優美的作品。這是自然的道理所決定了的。如《孝經》教導后人：“哀悼父母的話，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見，人們平時說話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對虛偽，所以說：“華麗的語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寫的《道德經》五千言，卻是非常美妙的；可見他對華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對。此外，莊子也曾說過“用巧妙的言辭來描繪萬事萬物”，這是講辭采的修飾。韓非又曾說過“巧妙的議論多么華麗”，這是說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議論，修飾得很巧妙的描寫，文章的變化這就達于極點了。體會《孝經》、《老子》等書中的話，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細看《莊子》、《韓非子》等書中的話，就明白作品的華麗是過分淫侈了。如果能夠在清流與濁流之間加以適當的選擇，在邪道與正路面前從容考慮，也就可以在文學創作中適當地駕馭文采了。但是紅粉和青黛只能裝飾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態卻只能從人固有的美麗姿容中產生出來。文采也只能修飾一下語言，文章的巧妙華麗都以它的思想內容為基礎。所以思想內容猶如文辭的經線，文辭好比是內容的緯線；必須首先確定了經線，然后才能織上緯線。所以寫文章也要首先確定內容，然后才能產生通暢的文辭：這就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原則。
（二）
從前《詩經》的作者所寫的詩歌，是為了表達思想情感而寫成的；后代辭賦家所寫的作品，則是為了寫作而捏造出情感來的。怎么知道是這樣的呢？因為像《詩經》中《國風》、《小雅》等篇的產生，就是由于作者內心充滿了憂憤，才通過詩歌來表達這種感情，用以規勸當時的執政者：這就是為了表達思想情感而寫文章的。后來的辭賦家們，本來心里沒有什么愁思哀感，卻勉強夸大其辭，沽名釣譽：這就是為了寫文章而捏造情感。為了表達情感而寫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辭精練而內容真實；僅僅為了寫作而勉強寫成的文章，就往往是過分華麗而內容雜亂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愛好虛華而輕視真實，拋棄古代的《詩經》，而向辭賦學習。于是，抒寫情志的作品日漸稀少，僅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來越多。有的人內心里深深懷念著高官厚祿，卻滿口歌頌著山林的隱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對人間名利關心之至，卻虛情假意地來抒發塵世之外的情趣。既沒有真實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寫了。古人曾說：“桃樹李樹不用開口，就有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在樹下走出路來。”那是因為樹上有果實的原故。古書上又曾說過：“男子種的蘭花即使好看，卻沒有香味。”那是因為男子缺乏真誠細致的感情。像花草樹木這樣微小的東西還要依靠情感，憑借著果實；何況人們寫作文章，那就更應該以抒寫情志為根本。如果作家所寫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這種作品又有什么意義呢？
（三）
因此，寫文章時運用辭藻，目的是要講明事理。如果文采浮泛而怪異，作品的思想內容就必然模糊不清。這就好比釣魚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釣繩，用肉桂做魚食，反而釣不到魚。《莊子·齊物論》中說“言辭的涵義被過繁的文采所掩蓋了”，指的大約就是這類事情。《詩經·衛風·碩人》說“穿了錦繡衣服，外面再加上罩衫”，這就是因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周易》中講文飾的《賁卦》，最終還是以白色為正，可見采飾仍以保持本色為貴。進行創作應該樹立一個正確的規范來安置作品的內容，擬定一個適當的基礎來表達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體現的思想感情確定了，才能據以配上音節，綴以辭采；從而做到形式雖華美，但不掩蓋其內容；辭采雖繁富，但不至埋沒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發揚光大，而把紅、紫等雜色拋棄不用：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內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四）
總之，語言要有華美的文采才能流傳久遠，這確是不錯的。運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確，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適當豐富了。但吳地出產的錦繡容易變色，木槿花雖美而不能持久；寫文章如果類似這樣，只有繁麗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來必然令人生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