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經第四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應運而生。生人民。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鉆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作“然而”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圣人舊有“之”字。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未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乎！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重；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育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倘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掖其史文，評之于后。未借《詩》、《易》折歸《春秋》。一本連下，非。案大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喻”通，后同。者有十二。舊亦連下。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一脫“禮”字。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后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照《春秋》世次，當作鄭、楚及齊。國有戮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原注：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傅公；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鄭伯髡頑卒，楚子麋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茍欺而可免，則誰不愿然？且官為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或刊作“擬指”，非。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一作“荼”。野幕之戮，一作“弒”。事起陽生；楚比一作“靈”。乾谿之縊，一作“弒”。禍由觀從。原作“常壽”，誤。原注：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而《春秋》捐其首謀，舍其親弒，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舊脫“卞”字。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似一脫“以”字。沃庭，俾廢壚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一作“曷”。不書弒乎？原注：童書云閽弒邾子。其所未諭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婿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于斯。茍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一脫“恥”字。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茍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或作“夫君子”三字，皆誤。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一無“也”字，一無“乎”字。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原注：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舊無此三字，今補。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那？一作“也”。如陽虎盜入千歡，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以名書：“書”子舊在“以名”之上。而惡、視之姐，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未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棺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改為“殺”。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茍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原注：《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未諭。他皆仿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哀公混入，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丑，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邪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后期，并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舊衍“與”字。《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猶云此何為者，是繳上之詞。國家一衍“之”字。事無大小，茍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此句《經》文。“伯于陽”古木復此三字，今本并脫。者何？公子陽生也。原注：《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牡《注》云：陽即唐，羔之別邑。子曰：一多“齊之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自《經》文已下至此，并《公羊傳》文。夫如是，一有“則”字。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張弛；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后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未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謂定六、哀元之間，其子許事必有闕文。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于上當作“宗”。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于《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于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閡公時事，言之甚詳。謂魯事詳于晉，亦在晉未見《春秋》前。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茍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鹢，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原注：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疏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十八字，誤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后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一無“者”字。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人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作“猶”。多，靜言恩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初，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縱，將圣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一作“知”。指實。榷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舊本此處連下，非。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墳出”一作“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一作“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一脫“殺”字。“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原注：其事并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一多“能而”二字。殫說矣。一無“矣，字。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執膝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一作“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又案舊脫“案”字。《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胖習于《春秋》。”至于董狐書法疑當作“弒”。而不隱，宣二，南史執簡而累進，襄二十五。又寧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原注：謂齊、鄭、楚，已解于上。本國之弒或作“殺”，非。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訛作“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記》作“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例，一本“罔”作“亡”。褒《史記》多“忌”字，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又一脫“又”字。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一脫“班”字。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一作“也”。考茲眾美，征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礙非睹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誤作“云”。昔王充設一作“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一訛作“破”。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申左第五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初”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劉欲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太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一作“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哤聒舊作“籠聒”，或作“聒籠”，并訛。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茍以專精為主，止舊作“至”，誤。于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也”。至一脫“至”字。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滯，莫得而申者焉。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字。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采。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并共詆一作“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一有“為”字。未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鄒氏》、《夾氏》諸傳。而于《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或訛“文”。不足觀也。 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所”字。疑，列之于后。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當有“則”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厄。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例》云：《公羊》、《谷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問以辯義。義之□者，曲以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木，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譯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扎書”十字，文義方足。今脫，其時于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大史，博總群書，至如梼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洋。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采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干異國，長肉后來，語地則與魯產舊誤作“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一兄“者”字。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舊誤作“言”。既而《先賢》、《耆舊》、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恐當用此二字，舊作“班馬”，無涉。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皆版本模糊，后人妄填之過。并列，斯則難矣。波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于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閡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訛。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一脫“錄”字。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一作“筆”。削，盂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齷齪”。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波礙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泛而論九鼎，季禮觀樂而談國風，算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郟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普士渥濁諫殺茍林父，說文公敗楚于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未，易子而食，析骸而麇，猶無域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尖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舊作“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彈論。如《經》云：“楚子麋卒”，此四字舊止一字，又誤作“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昭元，及公、谷止作“公羊”，非。作《傳》，重一作“不”，非。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于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瞆得罪于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與《漢書》句稍異。《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泉猿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后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此下有闕文，當補曰。斷然可知。
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此上皆闕文，今補。為主。而于內則為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于《疑當作“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一作“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賦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九字，肆筆拂《經》，且自害志，削之乃無語病。《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原注：杜預《釋例》曰：凡諸候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茍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一脫“弒”字。隱、桓、昭、哀通《經》后之《傳》為言，然“哀”字終屬假借，或誤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后來學者兀一作“代”。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舊誤作“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記。趙世家》。魯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棠；一訛“堂”。原注：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舊衍“其”字。哭于陽門；舊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值公，而云項實舊衍“齊”字，桓舊衍“所”字。滅。《春秋》為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葉，而云諸侯失政，傳作“正“。大夫皆執國權。原注：出《谷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平舊作“昭”，誤。夫人；原注：出《烈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舊衍“王”字。葬馬；原注：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一無“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劉向《七略》。扁鵲醫療魏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架書仕于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棋申誡。原注：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后，或以后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口括記時之淆訛，可悟上片之缺。古來君子，曾無所疑。
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一作“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互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虞、柬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疑當作“勖”。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原注：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千寶藉為師范。一訛作“晉紀”。原注：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于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或作“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中史公不見《左傳》之說，不相照顧。夫學者茍能征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后信者乎？從一作“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關鍵詞：外篇,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