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dà)道(dào)廢(fèi),有(yǒu)仁(rén)義(yì),

　　智(zhì)慧(huì)出(chū),有(yǒu)大(dà)偽(wěi),

　　六(liù)親(qīn)不(bù)和(hé),有(yǒu)孝(xiào)慈(cí),

　　國(guó)家(jiā)昏(hūn)亂(luàn),有(yǒu)忠(zhōng)臣(chén).

關鍵詞：老子,道德經

　　忠臣孝子的偽裝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面而相關于中國歷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歷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面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只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后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沖突，才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么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并不喜歡這樣，由于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歷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并非好現象。我們歷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跡，無不發生于歷史混亂、生靈涂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淫掠之事，那么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贊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巖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面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面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面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后，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于“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于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托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游“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里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于中國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國。其他像柏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托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斗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里，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并無矛盾沖突之處，只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系，這是人生根本的欲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于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么腦筋，打什么主意，心地善與不善，只要不表現于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么，“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么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么?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里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圣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癥診斷出來，投以對癥的藥石，嘗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面來對癥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面，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干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后，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并不反對這些，他只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面，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并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后皆有其哲學道理。“象”，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數字符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象”、“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后，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象”、“數”;只知“象”、“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只合于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于變通的一種。